会馆想高举文化旗帜，必须先认真思考文化于自己而言，涵盖了哪些具体内容和范围，会馆本身究竟想要传承、捍卫或守护哪些文化？

1939年初，中国画家徐悲鸿在婚姻破裂、国家遭侵略之际，第六次搭邮轮来新。他之前结识的林庆年、林谋盛、庄惠泉等华社领袖，热心地帮他张罗画展，联络商政界贤达，让画展取得成功。

那一年7月，徐悲鸿为安溪会馆画了幅《奔马图》。他为安溪会馆作画，自然是因为林庆年的缘故。林庆年是来自福建安溪的茶商，曾担任中华总商会和安溪会馆领导人。

多年来，安溪会馆从不轻易让“镇馆之宝”公开示人，会馆墙上挂的是复制品。曾有知情者欲出价购之，却被婉拒。这次应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之邀，在购置昂贵保险后，终于让《奔马图》在“会馆精粹展”中公开亮相，并将展至7月底。

会馆与画家间的特殊关系，可在“会馆精粹展”中一览无余，从南安会馆收藏潘受书法、吴在炎指画；永春会馆珍藏刘抗的油画、粉彩、水墨；安溪会馆收藏林子平、王瑞壁、陈财忠作品；朱氏公会藏有朱庆光油画；南洋沈氏公会收了沈雁画作，不难感受到会馆以自己族裔艺术家为傲。

从澄海会馆借出的展品，可以看到这个潮邑族群书画人才济济，当中就包括陈宗瑞、朱庆光、陈克湛、蔡逸溪、黄勗吾等人。画家赖瑞龙虽不是潮阳人，却曾在该会馆开班授画，有特殊缘分，他的画作因此出现在潮阳会馆展区。当然，会馆也可能因各种机缘，收藏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例如福州会馆藏有韩美林的作品，符氏社有于右任的书法等。

迈入21世纪，古老会馆在寻找新使命时，不少领导人把目光聚焦在传承自身文化上。“会馆精粹展”显示，传承文化原本就是会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多会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拨出宝贵资源扶持日渐式微的地方戏曲。当时很多广东会馆都有粤剧团，潮州会馆除了邀请专业剧团来新演出，还成立业余潮剧潮乐社。本地首个业余芗剧团诞生于武吉知马福建公会，而海南会馆则大力扶持琼剧。

蔡锦淞在1978年出任晋江会馆康乐股主任时，曾积极推动会馆的文化活动。他上任后成立舞蹈团、戏剧团、华乐团、南音组等。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何伟山记得自己还是名小学生时，就已经在晋江会馆学二胡，参加各种演出，当时的指挥是不久前获颁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的郑朝吉。在晋江会馆的年少岁月，激发了何伟山对华乐的热爱。

令人唏嘘的是，这一光景不复存在。今天附属于会馆的文化艺术团体屈指可数，较为人知的是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海南会馆口琴队、客属总会合唱团、华乐和汉乐团等。

有一次与何伟山聊起，他感叹很多学华乐的年轻人，离开学校后便无法继续玩华乐，原因是缺乏场地。他认为会馆如能提供场地，起码可以留住一些人才。

由会馆推动华乐、地方戏曲、华族舞蹈、书法绘画等，看似天经地义，但为何这一景致只是昙花一现？推动文化艺术需要金钱和人才；会馆过去的资助方式，是为那些愿意投入时间、精力、热忱的艺术爱好者提供场地，同时资助部分活动经费，对方则以会馆“冠名”，也会配合会馆的需要演出助兴，为会馆“争光”。

但这一运作模式似乎已不符合新情况。会馆与附属艺术团体若不小心处理人际关系，容易出现误解与纷争，闹到不欢而散。另外，彼此的理念也可能随着时间和新发展出现分歧，无法取得共识。撇开外人难以评断的是非恩怨，当中应该有不少值得思考和借鉴的经验。

另一方面，会馆也有自己的难处，很多中小型会馆找不到能长期出钱的领导人，只好出租场地换取活动经费。慢慢地，大家有了“机会成本”等经济学概念，学会把会馆产业视为“投资工具”，有盈余时把钱用来聚餐、唱卡拉OK、办大型庆典。至于传承文化，就只停留在庆祝传统节庆、开语言班、举行座谈会或办小型展览等。

当然，会馆传承文化未必要“养”附属团体，一个做法是探讨能否与现有的文化艺术团体建立某种积极、有机的关系，让彼此相得益彰。

总之，会馆想高举文化旗帜，必须先认真思考文化于自己而言，涵盖了哪些具体内容和范围，会馆本身究竟想要传承、捍卫或守护哪些文化？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制定清晰目标和可行的策略，来落实传承文化的使命。

（作者是《联合早报》资深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