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仪

社团犹如武侠小说里的险恶江湖，总有诉不尽、厘不清的是非恩怨。

最近到马来西亚北部小镇玩时，不管是国人比较生疏的玲珑，被喻为马来皇城的江沙，还是华人较多的务边，总能在小镇的街道上，看到历史遗留下来的华人会馆，昭告着福建人、海南人、广西人或其他籍贯的人士，曾经在这些小镇聚集结社，抱团取暖。

在玲珑镇吃云吞面时，望着只有两排店屋的街道，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福建会馆。到江沙玩时，听闻当地的海南会馆近年都会组织理事会员出国旅游。会馆的功能，已从帮助乡亲在异域求存谋生，变成一起出游看世界。

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但凡有华人便有会馆，而会馆的功能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悄悄起变化，全世界皆一样，差别只是变化速度之快与慢，变化幅度之大与小。

出游前，我在芽笼35巷出席了黄氏总会新会所的落成典礼，这一宗亲组织的变化绝对让人感到惊讶。还记得名为“江夏堂”的旧会所在2018年被拆除时，本地文化界曾发出一阵唏嘘、无奈的叹息声，惋惜徐悲鸿住过的江夏堂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要把占据着一块金贵地皮的老旧别墅保留为文化遗产是有代价的，黄氏总会的会员一致支持发展项目，显示他们不愿承担这样的代价，政府也不愿花纳税人的钱来这么做。这栋黄曼士生前租用和居住、曾经是徐悲鸿落脚处，后来由南洋黄氏总会以3万零500元买下的江夏堂，最终在会馆寻求发展的前题下被拆除重建。

新发展项目是本地会馆发展史上的一项首创。会馆领导层在没有乖离“不能卖祖业”的祖训下稍作变通，让出永久地契中的99年，由发展商在原有地段兴建一栋结合了会馆与私人公寓的新大厦。

变身后的黄氏总会，摇身成为宽敞、华丽，犹如星级酒店或俱乐部的现代化会所，与人们印象中的会馆相去甚远。

黄氏总会不单有了会员引以为傲的新会所，还从发展项目中赚取1300万元收益。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层办公楼出租，能以租金维持会馆的日常运作。这一切让黄氏总会成了相对有钱的宗亲组织。公会领导人认为有了这些资金资产资源，能更容易吸引年轻宗亲加入。

正努力让老会馆变得靓丽光鲜的，不只是黄氏总会。茶阳会馆正在兴建新会所；永定会馆也在重新规划部署资产与投资项目。

我常常觉得会馆社团的际遇，与个人的得失荣辱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社团会馆讲述一个宗乡族群，而非个人的发展经历。

社团能迈入兴盛时期，通常是遇到有魄力、有才干的领导者，能凝聚和带领宗族或同乡向前发展，当然还要配合外在环境、社会情况、会员需求等。但会馆社团毕竟是由人组成，因此总绕不开各种人事纷争，恩怨情仇，也难免有兴衰起落。

最近翻阅叶忠铃编撰的《陈嘉庚战后言论集》，才知道陈嘉庚与胡文虎这两位分别创办了《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战前赫赫有名的华社领袖，原来也曾为了争夺商业利益和华社领导权，一次又一次在法庭上、在各自创办的报章上过招较量。两人的恩怨延续很长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原来再伟大的领导者，也只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在竞争角力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是非恩怨。

如今事过境迁，大家早已忘了他们之间的是非对错，更说不清他们当年因何在法庭上、在商界、在社团公会剑拔弩张，恶言相向；只记得他们曾经显赫一时，也知道他们对本地华社有过建树与贡献。

但他们大打出手，相互提告的历史画面，依然不时在法庭上重演，只不过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这就难怪年轻人印象里的会馆总是吵吵闹闹、官非不断。社团犹如武侠小说里的险恶江湖，总有诉不尽、厘不清的是非恩怨。

其实，险恶与否，完全在人心。社团会馆若能找到可以凝聚会员的新发展方向，让大家切切感受到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或让会员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从中找到归属感，它还是能有所作为，毕竟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

会馆领导者除了想办法给会馆增添资产，增加财富，更重要的是必须花心思，思考会馆在新时代的生存价值与意义，能如何发挥不同于过去，契合时代需求的新功能，以及如何更好地凝聚与团结会员。

（作者是《联合早报》资深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