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月13日起我国解除公共交通工具上强制戴口罩令，放宽边境管控，疫情警戒也从黄转绿，标志着防疫进入尾声，疫情造成的生活习惯改变，安全距离、居家办公、疫苗注射等新生活方式或许会成为未来新常态。

几千年来人类与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对抗从未间断。科技发达的今天，回顾人类与病毒对抗与共存的历史有其特殊意义，寻求启示作未来的借鉴，也是国家领袖必须学习的功课。

新加坡建国历史短，过去百年並未经历过如冠病这类严重大流行病。沙斯疫情让我囯在应对冠病时比其他国家稍有经验也是事实。早期我国出现的传染病，主要是由环境卫生造成的，如疟疾、霍乱、肺结核与近期热带传染病如骨痛热症。其中也有透过人类行为传播的疾病如肝炎、梅毒、爱之病。所幸这些传染病都在加强环境卫生与个人保健知识后管控得很好。

人类与传染病对抗的成绩斐然，这可从1980年5月8日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宣布天花病毒被根除说起。天花困扰人类3000年，在20世纪夺走近3亿条人命。其他传染病如脊髓灰质炎病毒目前仅出现于两个国家；187个国家和地区被认证为己消灭几内亚线虫病；另外38个国家获得了无疟疾认证；结核病发病率目前处于低位的57个国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消除结核病这一目标。

扑灭传染病之路困难重重。以鼠疫为例，它带给人类三次大灾难。第一次是六世纪的查士丁尼大瘟疫；第二次爆发于14世纪后称黑死病，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导致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约2500万人死亡；第三次始于19世纪末期。中国曾爆发过六次鼠疫，波及20多个省区，发病人数达115万，死亡约100万人。鼠疫在欧亚非三大陆横行近500年，对人口和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在中国至今还列为甲级传染病。

在与黑死病反复斗争的历史中，不难发现当年中国抗疫英雄伍连德迅速采取的一系列防疫措施，如控制感染源、切断传播路径和保护易感人群，如今还适用于对付传染病。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不但是经贸强国，也是抗疫先行者。瘟疫期间，意大利实施了包括隔离、疫情通报体制、建传染病医院、应用健康通行证、建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等在内的抗疫措施，与当前防疫措施雷同。可惜意大利完美的防疫制度並未达到预期效果，个中原因除了制度本身有不切实际之处外，也与当年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治文化干扰有关。

反观英国对抗黑死病起步较晚，除向意大利学习包括死亡统计、疫情通报等在内的防疫举措外，并未照搬全套。由于英国在16、17世纪属于王室统治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个体制在推行整齐划一的防疫措施方面起了关健作用。政府虽未设立完善的公共卫生机构，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配合，弥补了管理与制度方面的缺陷。由于政策举措符合国情，又得到广泛的社会动员支持，英国防疫取得比意大利更好的效果，不但人命伤亡较少，经济也持续保持增长。

这两个案例不能不令人联想到2019冠病暴发初期，欧美国家似乎显得手忙脚乱。英美两国在政客操弄下几乎失控，还出现抢口罩、反科学、不打疫苗等非理性乱象，最终造成大量伤亡，医疗系统不胜负荷。反观中央集权的中国，似乎在人命伤亡管控方面表现出色，可惜过于严厉，欠缺透明度与人性的措施，最终引发社会不安与动乱。可见良好的制度是否能有效执行，还要在特定环境中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一并考虑。

无可否认，黑死病的周期性反复爆发，是促使世界各国加大力度改善公共卫生措施的导因之一。有别于历史的是，当今人口迁移和货物流通速度加快，国与国之间更频密透明的交流和集体分享医疗科技、分析情报、交换知识与经验成为重中之重。如今科技能在几周内识别新病毒并作基因测序，进而开发出有效疫苗来減少伤亡，通过理性探索減低政治对科研的干扰，在应对和预防疾病传播方面将起关键作用。

（作者任职于电子商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