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3月19日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联办的讲座上发表英语演讲《何谓新加坡华人？》，再三拜读之余，总觉得王教授对某些历史和文化概念，语义界定有欠明确周全，有些论点甚至有相当程度的误判。特此为文献丑，算是小小的反馈。

首先，是有关Chinese的概念问题。

英语Chinese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种族（ethnic），一般指有共同血缘、肤色、种族基因等有关的族群；另一是指国籍（nationality），一般指具有中国公民权利的人群。跟Chinese一词有双重意义的汉语词汇，也非常普遍，不必赘述。

当我们用Chinese一词时，如果不厘清双关语义，就可能混淆不清或者把冯京当马凉。TikTok的总裁周受资，在美国的听证会上，一位国会议员问他：“Are you a Chinese？”显然不怀好意，试图以双关语义让周总裁落入“中国人”国籍的圈套。周总裁是新加坡的双语精英，不会轻易上当，只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以“我是新加坡人”的回答来化解。

在新加坡，如果你说“我是中国人”，意味着你具有中国国籍。要表明你的种族身份，我们只会说“我是华人”，或者“我是华裔新加坡人”。在中国，要表明你的种族身份，大家都说“我是汉族”，因为“中国人”一词，包含所有56个不同族群的中国公民。所以，Chinese有双重语义，既代表了中国国籍，也代表了56个不同族群。

王教授的论述，认为Chinese“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又说：“在20世纪之前，华文并没有与Chinese完全对等的词，可以让所有华人用来形容自己”。个人认为，Chinese一词早已有了相对应的华语词汇，只是还没有规范化。二战之后，海外华人族群常常用“华裔、华人、华族”等词汇来形容华人族群，而“华人”是6000万海外华人中最为通行的说法。

其次，是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诠释。谈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问题时，王教授认为：“这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认同，即你如何识别自己的身份，但也取决于他人如何识别你。”身份认同须要双重评估和检验，这是我百思莫解的道理。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王教授说：“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的国家，也是一个放眼全球的现代国家，有着令人钦佩的雄心壮志，其他国家如何看待这一点，以及这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和‘华人性’（Chineseness）有关。”

新加坡独立建国的先辈，有好些不是华裔，很多是移民的第二代。他们受西方教育影响，远远超过当时的华校生。到底他们在哪方面跟“中国”和“华人性”很大程度有关？是去中国化吗？但怎么又扯上Chineseness密切相关的元素呢？观点似乎自相矛盾，可惜王教授并没有进一步交代。

华人移居海外，不论是二战前的侨居或二战后的定居身份，一向非常低调。即使是少数事业显赫的人物，也不会过分嚣张来炫耀自己的卓越成就，更不会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如白人至上的民粹分子那样。我想，这大概跟华人传统文化伦理和家庭观念有关。更何况还有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他们讲求安居乐业，只希望能在当地过美好幸福的日子。

所以，把少部分海外华人的卓越表现，说成很大程度跟“中国”和“华人性”有关，似乎过于牵强。如果这就是王教授所强调的自我和“他人”双重识别标准，是不是过于笼统、主观和以偏概全，甚至有标签化之嫌？把6000万海外华人一律跟“中国”扯上关系，似乎把华人视为特殊阶层，容易产生令人反感的负面意义。

所谓“华人性”，个人认为，其实是华人族群在思想意识上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共识”或“共性”，主要体现在家庭伦理、宗亲观念、风俗礼节和立身处世的五伦价值观，以及在非物质文化活动方面共同享有的文化项目，如音乐、戏曲、舞蹈、舞狮、舞龙、茶道、丝织工艺、书法、武术等等。至于华族的智商（IQ）是不是“华人性”的元素之一，目前并没有什么科学的验证。

基于上述情况，说明自我和他人的双重验证评估，的确存在许多误区，值得商榷。

身份认同和建国宪章

王教授又说：“何谓华人？这个问题本身似乎一直在变化。我听到有人说：新加坡和新加坡华人的概念一直在变化。”到底是什么变化？王教授并没有具体例子和说明，但他隐约指出：这就涉及如何识别和认清与中国的多重关系的问题。其实，时代的巨轮一直往前迈进，早期移居新加坡的华人的乡土观念，从客居异乡的落叶归根，二战后反客为主产生落地生根的根本变化。中国新政府成立后，为了避嫌，更加速许多海外华人去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抉择。所以，观念的改变是时势所趋，是无可厚非的发展路向，更不是对或错的是非问题。

新加坡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各种族都面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和塑造问题。经过独立建国多年的探讨，国人基本上已经有了一定共识：一、新加坡推行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策；二、摒弃奉行语文单一化的路线；三、维持多语文、多种族的社会结构特质；四、不分肤色、种族、文化、语言、宗教，所有国民一律平等。

在“和而不同”的大原则下，国人本着平等、谅解、尊重、包容的精神，来处理身份认同问题。大家都很了解，身份认同绝不是语文单一化的简单问题，而是在现代文明治国理念和策略上，如何结合和继承适合国情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塑造一个开明、先进而又具备传统价值观和文化自信国民身份的浩大工程。当然，这是个长远奋斗的目标，必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不会随他人信口开河的评估而变更动摇。把新加坡的身份认同问题和中国元素扯上关系，忽视了新加坡社会多元结构的特质和国情，显然无法理解和处理我国多元种族结构和睦共处的棘手难题。

在洋洋万言的论述中，我发现王教授似乎对族群的移居历史和独立建国原则有所误判。他把独立建国时代的华人，皆视为移民族群。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如果说二战前100年，新加坡华人多是移民，我表赞同。但二战之后，即1945年后，华人已经在当地繁衍第二代。再过20年，有些华人已经是第三代了。试问，1965年独立建国时，大多数华裔新加坡人是否仍然视自己为移民族群呢？答案是否定的。

王教授把在不同时段的华裔族群一律称为移民族群，显然对华裔族群主客观念的历史变化有所误判。此外，王教授也基于华裔移民在本地区国家中是少数族群，曲解了新加坡建国先辈基于人人平等的策略和普世价值观而制定建国宪章缘由。他说：“主要族群（指华人）明白，他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但在国家所处的区域，他们却是少数族群。他们接受必须平等对待每个人，多元社会是新加坡建国基础的原则。以这种方式开启国家建设进程，是很罕见的。”

这个主观的评论，既没了解建国宪章是由全民，包括非华族议员的参与讨论协商后才制定的过程，也抹杀了建国先辈的智慧、眼光、魄力和胆识，对建国先辈的认知和理解，有低估和歪曲之嫌。

（作者是退休语言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