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突然让人午夜惊魂，重拳推出新一轮楼市降温措施，全面上调购买住宅房地产的额外买方印花税（ABSD），其中外国买家须支付的ABSD，更是一律翻倍至60%。

这项最新宣布的增税措施，令外国人在新加坡面对了全球最高的置业税率；相比之下，本地公民购买第二和第三套房产须支付的ABSD，只是比之前多三和五个百分点，显得小巫见大巫。特别当绝大部分本地人不是第一次购屋者，就是准备卖屋再买房的提升者，而没打算同时拥有两个或更多房产，ABSD的任何调整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冲击。然而，这个避免富裕外国人炒高本地房市的60%征税，对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般老百姓的反应很直接：那些要来新加坡买豪宅的有钱外国人，理应付更高的税，反正他们有钱。再说新加坡政府不也是缺钱？除了提高人人都不喜欢的消费税，从富人特别是外国人身上收取更多钱，实在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倘若这些外国富翁因为更高征税而对移居本地三思，从而抑制外来人口，何乐不为？毕竟短时间内大量富裕外国人进驻，也可能威胁新加坡的社会结构，给民间带来不安情绪。

照这样的论述看，这些资源丰裕的外国人在新措施实施后来或不来，新加坡似乎都有所得。但现实真的是如此单维度运作吗？

新措施生效的同一天，我碰巧出席一个集合不少高净值人士的饭局，听到了不一样的讨论和关注点。席间有人质疑新加坡还要不要当财富中心，也有人指出很多房地产投资下来就会从住宅转移到无须缴付ABSD的工业或商用房地产，引发其他层面的影响。他们看的显然是超越眼前，更广泛及更长远的后续反应，例如其他房地产类市场会因而如何受到波及，连带商户租金、营运成本，到消费者环环相扣的产业链生态会受到什么冲击；对于全球顶级城市都求之不得的高净值外国人这样下重手，新加坡在吸引他们方面还有竞争力吗？我们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因此蒙受损失？

我国政府向来高瞻远瞩，在做任何决策前，想必已经对各种可能情景做了设想和权衡，在稳定本地楼市走势的务实技术考量，经营新加坡品牌形象和号召力的国家治理考量，以及缓解一般民众仇富排外情绪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治考量之间，不得不根据迫切性做出取舍。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干脆把政府的最新措施，解读为要吓跑那些外来热钱。但是我们不要这些钱过多过快地投入本地住宅市场，推高房价，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这些富裕外来者所带来的，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资产。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上个月在国会针对政府下半个任期施政方针进行辩论时强调，经济增长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妥协的，如果政府不扩大经济大饼，就会有更少的工作岗位，提供社会援助的空间也会缩小。在几天前的五一劳动节集会上，黄循财也延续同一脉络指出，在争取跨国公司来新投资方面，我国没有足够的钱，来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多的津贴，因此唯有全民努力保持新加坡独特之处，才能靠实力说服世界，我国是更好的投资选择。

富有外国人落户本地，无论是成为公民、持永久居留权，或保留外国人身份，都有着容易挑动社会神经的新旧融合与贫富差距问题。但作为一个天然资源匮乏、必须与国际社会联通的小岛国，要长久立足于世界，并继续欣欣向荣，我们真的没有排外的本钱，更没有拒绝外资的理由。尤其当这些富有的外国人带来的不仅仅是钱财，还有他本身具备的才能专长，或是个人创立的企业所开拓的科研技术和就业机会，甚至是超乎一般人想象的人脉网络。若老百姓都认同未来政府必须投入更多资源，来强化社会安全网，如何帮助政府开源，积攒这些资源来回应社会需要，是新加坡人的共同挑战。

富裕的外国人今天的到来，是我们昔日的非凡成就的；未来他们还有多少会继续前来？答案不是理所当然的。新加坡的客观条件让这个人数始终不可能太多，到时是因为我们沦为平庸，吸引力减退，乏人问津，抑或是我们出类拔萃，更有吸引力，而不得不有所管控，筛选最适合的富人，这点值得我们深思。

我想，大家都同意，我们应该让自己一直都有这样的选择权。　

（作者是《联合早报》助理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