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开埠以来就是个移民社会，是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多元社会。华族原就是新加坡多元民族社会的构成分子；不仅如此，华族人口和身份认同也是多元的，可以说华族身处在一个双重多元的环境里。在错综复杂的200年历史长流中，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一直在建构转换之中。

1819年1月2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与柔佛的胡申苏丹和天猛公签订条约，辟新加坡为自由港。这也是新加坡有信史之始。当年居民人数，史家并无定论，只称原住民约150人，以捕鱼为生；也有学者认为人数不止于此，分居热带丛林深处。一般公认以1819年作为新加坡开埠之始，吸引各方移民前来。

1824年，莱佛士和柔佛统治者签订新约，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当年人口已超过1万人。到1836年，人口增加到将近3万人，主要来自中国南方、临近的马来半岛、荷属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其中华族占多数，达45.6%。华族人口大多来自闽粤地区，包括闽潮粤客琼榕六大方言群，为多元方言群定性，成为华族社会结构和身份认同的基石，至今未变。

根据人口统计，1931年将近56万人口中，华人占75%；马来族约占12%，来自南亚统称的印度族，约9%。三大民族人口比例，百年来虽然稍有波动，大致变化不大。新加坡官方定义的四大民族：华族（C），马来族（M），印度族（I），其他（O），也即是所谓CMIO四族多元人口结构，是1965年独立以来政府社会政策（如双语教育、组屋分配、移民配额、多选区制度，甚至民选总统制等）的参照基础。近年多有争议，但官方立场未改。

这200年来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由“过番客”到华侨：1819年至1912年

早期华族移民主要来自马六甲和槟城等地，在当地已历时数代百年以上，发展出所谓“峇峇文化“（或称“海峡华人”），在当地成功建立商业社团，也是当地政府认可的地方领袖。这些成功的实业家响应英殖民政府呼吁，到新加坡创业，做种植、开矿、贸易以及基本建设。最有名的例子，当推陈笃生，祖籍福建海澄（今龙海），1798年生于马六甲。家族早年到马六甲，以种植业为生。陈笃生年轻时即迁居新加坡，因经商有方，遂成巨富，出钱出资，建立社区，发展事业。

另一位侨界领袖林文庆的祖父也是由海澄“过番”到槟城，而后二度移民到新加坡。这些早期侨界领袖，从闽粤地区引进大批劳工南来，参与开发。19世纪上半叶，中国局势动荡、生活困难，大批沿海闽粤地区乡人“下南洋”谋生。

这段时间来自“唐山”的华族身份，基本上依附于方言帮群，自认为厦门人、泉州人，或是广府人、潮州人、海南人等。虽然都是“唐山客”，大中国的观念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方言群成为华人社会结构和身份的基石。加上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治理手段，南来的新移民（亦称“新客“）基本上依赖同属地缘血缘的“乡亲”，由会馆提供居住、工作、教育以至于生老病死等等基本需求。

来自不同地区的会馆组织，各忠于自身方言群，争取各自利益，服务乡亲，建立所谓的“帮权政治”。各个方言帮派之间，不免有利益冲突。帮派冲突，时有所闻。特别严重的一次是1854年，发生闽帮和潮帮大械斗，大暴动历时14天，由城区血斗到城郊，死400多人，伤者无数。

由于方言帮派械斗日趋严重，殖民政府当局和社区领袖决心协调处理。最终由人数最多、财力最雄厚的福建帮出面，于1860年成立福建会馆，协调帮群关系。延至1906年，中华商务总会（中华总商会前身）成立，完成团结不同帮派社团合作机制。

此段时间，清末海禁渐驰，出洋华民日增，尤其是南洋地区，估计已达数十万人。清政府为“联络邦交、保护商旅”，决定在华民集中之地设立领事馆，保侨护民，于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领事馆。同年，英殖民政府也成立华民护卫司，处理华民事务。随着南洋华侨人数日益庞大，满清政府于1881年将新加坡领事馆升级为总领事馆，由黄遵宪担任首任总领事。总领事馆以新加坡为中心，统领槟城、马六甲、巴达维亚，以及仰光、曼谷等地侨民事务。这是清朝政府处理海外侨务之始。

当时更重要的发展是1909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规范侨民身份有公民和非公民之别，深化“华侨”观念。早期南来华族自称“过番客”或“南洋客”，毕生理想是衣锦还乡，荣宗耀祖；如果不幸病死异乡，也希望能将遗体运回故乡，无论如何都要叶落归根，不可埋骨异乡。

中国意识萌芽

甲午之后，中国开始维新启蒙运动，海外华侨也开始介入中国政治斗争；保皇党和革命党之争扩展到海外，民族意识抬头，“祖国”观念开始超越“故乡”。新加坡（以及南洋其他地区）华人身份，由方言帮群转向中国意识，在20世纪之交愈见显著。

当年新加坡华社“侨生”和“新客”两大族群各有众望所归地方领袖；“侨生”（海峡华人）中林文庆极孚众望；“新客”中则以陈嘉庚为首。

身为海峡华人领袖的林文庆，身受英文教育，是第一位女皇奖学金华裔得主，留学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回到新加坡后，成为名医。林氏同时感受中华文化的精髓，开始致力社会活动，开启民智。首先于1894年推动马来亚地区的“孔教复兴运动”，鼓吹儒家伦理。在1899年，又推动“官话教学”，以“官话”（也就是今日的华语）取代当时以各地方言为教学语的方言学校。这可说是新加坡首次的“讲华语运动”。

至于陈嘉庚，据他所著的《南侨回忆录》记载：“余年三十七岁，即民国光复前一年（1911年）春，剪去辫发，与满清脱离关系。”（陈嘉庚《南侨回忆录》，1944年，页4.）

这两位华侨领袖合作无间，后来陈嘉庚回乡创办厦门大学，邀请林文庆为第二任校长，长达16年，是海外华人回国兴学之始，也是“侨生”和“新客”身份融合的典范。

二、“南洋”和“祖国”：1912年至1950年

1912年孙中山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增强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由方言群“祖籍”身份认同转向“祖国”认同。由此开始，“侨居地”和“祖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交流频繁，中华文化在南洋充分发展，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奠基时期。诸多重要华校华报华族社团于此期间创立，由新加坡扩及南洋各地，形成所谓的“南洋文化圈”。

以新加坡为例，当年成立的重要“南洋”社团包括：南洋女子中学（1917年）、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今新加坡华侨中学）（1919年）、南洋商报（1923年）、星洲日报（1929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今南洋艺术学院）（1938年）、南洋学会（1940年）。仔细分析这些社团机构，重要创办人和领导人物毫无例外，都来自中国，带来中国元素。显现20世纪前50年，有众多来自中国的教育家、报人、文人、作家献身南洋文化发展，奠定了南洋以及新加坡华族文化根基。

兹以下二例为证。

第一位是出生于泉州的傅无闷，早年应聘到厦门办报；之后先后去马尼拉、仰光、槟城各地华文报馆服务，1923年应聘到新加坡，先后担任《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大报总编辑（两大报于1983年合并为《联合早报》，今年庆祝百年报庆）。他的夫人刘韵仙在南洋女中担任校长达40年，培养数代妇女精英（孙女傅海燕，现任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无闷到新加坡之前，先后在厦门、马尼拉、仰光、槟城等地办报，显然当年南洋各地报馆之间必定有个密切联系的网络，交错复杂而合作无间。

再举一例。历史学者王赓武教授父亲王宓文，1927年由上海应聘前来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之后转往马六甲和印尼泗水担任华校校长。1930年王赓武在泗水出世，过后到怡保。王宓文先生“游教”南洋各地，服务华教。根据王赓武回忆录的记载，王氏夫妇终身以“归国”为念，却因时局变化无法如愿，不能无憾。

除了“祖国”对南洋地区的文化输出之外，这段时间同样重要的还有海外华人回馈“祖国”的贡献。以下二例是中国对日抗战期间，南洋华侨无私贡献的历史明证。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陈嘉庚率先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华筹赈会”），号召华侨捐款救国。南洋各地华侨相继组织筹赈会、慈善会，响应筹款纾难。隔年，陈嘉庚邀请香港、英属马来亚联合邦、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南婆罗洲、西里伯、菲律宾、越南及泰国等45个商埠的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商会，派出代表到新加坡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1938年10月10日，168名来自各地的华侨代表出席大会，并且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办事处设在新加坡，由陈嘉庚出任总会主席。

南侨总会成立之际，大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号召全体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南洋各地华侨积极响应，据统计在1938年至1939年间，捐款总额已达1.4亿元之多。在该会领导下，东南亚地区各界华侨组成“抗敌救国会”，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到处张贴“制裁奸商办法”的告示。

同时，陈嘉庚受国民政府委托，号召华侨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机工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从1939年至1942年间，有3200人参与其中。据统计在抗战期间，有约1028名技工在建筑滇缅公路期间因疟疾、轰炸，以及山路险峻而殉职。抗战胜利后，有1126名机工回返南洋，另有1072人滞留中国云南。

南洋本土意识高涨

这段期间“南洋”意识高涨，一方面强化东南亚地区华侨和“祖国”的关系，同时却也突出此地区华人身处“侨居地”，远离故国，更深切意识到侨居地即是新的“本土”。

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发展，当是中华总商会于1933年董事会修改章程，将“吾侨”改为“华人”，“中华侨商”改为“本埠华商”，标示身份认同由“华侨”开始转向“华人”。同样转变出现在由早年“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的生命规划。一个标志性的例子便是侨领陈延谦的墓茔。他在1943年过世，墓地两旁的墓柱是他自题的对联，一边是：“埋骨何须故里”，另一边是：“盖棺便是吾庐”；宣示告别“故里”，以新土为“吾庐”。

三、从华侨到华人：1950年至1965年

中国和海外华侨的密切互动，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时局剧变，逐渐受挫，终致断层。这也造成新加坡华族身份的质变，完成由“华侨”转为“华人”的过程。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中国新政府宣告不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面对一选择：或回归原乡，或告别祖国，长留侨居地成为新公民。当年英殖民政府以《紧急法令》严厉对付亲共左派人士，或拘留，或放逐，有大批华侨主动或被动回返中国，成为当年的归侨。同时，二战之后，各殖民地出现民族自决运动，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模式，争取独立。部分马来亚地区华人，也开始认同新土（马来亚），参与马来亚本土反殖民运动，要建立马来亚本位的家园。对新加坡华族而言，故国山河剧变，原乡逐渐远去，乃选择定居新土，落地生根。

这段时间，华族人口之间最大的分歧来自教育（语言）源流的差异，也就是所谓英校生（当年也称“读红毛册”）和华校生（也称“读唐人册”）之分。由于历史原因，两大源流各有课本、课程、师资，以至于教育理念的差异。彼此各自为政，极少交流，二者相互鄙视，缺乏理解（我曾以“傲慢与偏见”比喻二者心态），终究造成华族本身身份认同歧异，政治立场对立。华校生和英校生的对立，长期界定新加坡华人的身份和矛盾，甚至于误解、歧视和冲突。这个裂痕一直到新加坡独立50年之后才逐渐弥合。

经过多年的斗争和波折，新加坡终于在1959年争取成为自治邦。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经过两年的努力和奋斗，双方矛盾终究难解。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完成由殖民到独立，建立新土家园的全面转型。

四、“新加坡华人”身份的建构：1965年之后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被迫独立，是一段突发的过程。不过，对多数“新新加坡人”而言，过程虽然突然，结果还是受欢迎的；可以说历经200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寻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新加坡人。以下一例，可为见证：

1966年8月9日，如切区各民族（独立后首次）庆祝国庆，举行联欢宴。大会主席王水九演讲，内容如下：

“今晚小弟感觉非常兴奋，并且抱着骄傲的心情，来表达我过去所具有的忧虑和恐惧。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在过去，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人家一问起你的国家在那（哪）里，受华文教育的华族同胞会想到‘祖国是在唐山’，印度族同胞则会联想到‘印度’去，受英文教育的同胞会说，‘祖家是在英国’，马来族同胞则认为这地方是他们的，这种种错误的观念，到现在已告烟消云散，永不会在我们的脑海里旋转。假如现在有人问，你的国家在那（哪）里，我会毫无犹疑的回答，我的国家是新加坡共和国。”（《南洋商报》1966年8月9日，页7）

二战之后亚非各殖民地，以民族自决作为新生国家独立建国的基础。根据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带动民族主义的兴起，经过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争取独立。民族国家强调的是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单一宗教、单一语言，因此才有单一的国家认同。基本上，二战之后独立的东南亚各国，都是以此为基础而立国。

新加坡是个例外。

新加坡是个由移民及后代构成的多元社会，包含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多元语言；没有新加坡族，没有新加坡语，没有统一的新加坡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构全民共有的国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如何建立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这是新加坡建国面对的首要挑战。依李光耀自己的说法：“我在偶然间创造出了新加坡这个实体，进而有了新加坡人。”换句话说，先有新加坡共和国，然后新加坡人的概念才出现，成为全民以及国际公认的身份。“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也是到此时才出现。

新加坡独立建国面对的挑战，除了在经济、外交、国防方面求生存求自保之外，更要在面对多元分歧的社会上，建立共同的国民意识，也即是建立融合统一的新加坡社会。根据人类学者安德森（B. Anderson）的理论，国家民族的建立都是基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新加坡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做出多倍的努力。

独立57年以来，新加坡坚持推动以下重要措施建立国族意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教育改革，将原来的四大源流融合为统一的国民型学校，统一学制、统一教材、统一教师训练；同时推行双语教育，以“英语+母语”授课。就华族而言，最重要的影响是弥合了多年来华校生和英校生的隔阂。对年轻一代而言，所谓华校生和英校生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除了语言规划之外，在学校以及国家庆典一再朗读的“国民信约”，以及每个及龄男子都要经历的国民服役，都是凝固新加坡国族意识的有效政策措施。

新加坡开埠200年，由中国南来的移民也经历了200年的历史。自开埠以来，华裔移民以及后代，始终占新加坡人口多数，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大中华区之外唯一以华族占多数的独立国家。这200年间，华族的身份认同由于历史原因，经历多次的嬗变，由19世纪的“过番客”，到“华侨”，到“华人”，到“新加坡华人”。

以上归类只能说是个笼统的叙述，因为新加坡的华族社会从来都是多元的。从19世纪“侨生”（海峡华人）和“新客”（过番客）之分，到20世纪“华校生”和“英校生”的分歧，到21世纪之后“原居民”和“新移民”的矛盾。可以说新加坡华族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在每一个阶段，华族社区之间一方面是矛盾不绝，同时双方致力融合统一的努力从未间断。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持续长期努力在“分”与“合”之间的摩合，甚至于可以说是个长期“流动”的过程。

在多元形态下，新加坡国族认同的建构，势必要经历长久而漫长的过程。经过超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这种新的新加坡人认同，已经在逐渐成长中，但是同时也不断面对新的挑战。在多次演讲中，李光耀也曾提出疑问：新加坡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理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根据《联合早报》报道，他在2011年的一次活动中这么说过：“新加坡是在人民都没有共同点的基础上慢慢建立起来的，今天所谓的新加坡人只能算是个概念……他认为新加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或许还要多四五十年时间。”（《联合早报》2011年1月22日）

如此说来，不论是“新加坡人”还是“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都是个须要持续努力而尚待完成的旅程。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