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联合早报》庆祝百年报诞，我作为已有整整30年光景的“新新加坡人”，心里还是颇有一点百感交集的。尽管没有亲历《联合早报》首日出刊那一历史时刻，我却目睹了它的辉煌期。1990年代是《联合早报》的事业高峰，我1993年7月来到新加坡并认识了《联合早报》。报份发行量、读者人数和广告收入在1990年代末达至巅峰。

从1993年3月起，《联合早报》获准在中国发行印刷版，我曾在当年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读过。尽管那已是一个星期之前出版的旧报，但其中的报道对中国人来说是的的确确的新闻。1995年8月15日，《联合早报》正式上网，开始吸引中国读者关注。

引用《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先生的说法，《联合早报》的成功是“无心插柳”之果。这也许是大实话，但更是谦虚之言。俗话说：“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联合早报》能搭上当代互联网技术及中国改革开放的顺风车，正是因为有像林先生这样负有情怀、韧性负责的华文报人，以及他们的明睿、果敢与付出的努力。

然而，时代前进的步伐并非一路高歌猛进，有时会跳出迂回的狐步。一方面，1980年南洋大学关门与新加坡大学合并，华文在新加坡不受落的情况下，《联合早报》却在中国大陆地区受到格外的“礼遇”；另一方面，在进入世纪之交的2000年之后，国际媒体在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澎湃之下，经历一番“多媒体融合”大整合的喧嚷，传统媒体更进一步受到互联网的侵蚀。在此大趋势下，《联合早报》也难以幸免报份下跌的结果。

也就在这个时间点，《联合早报》开始全面改革。2003年3月，在全面改版的同时开辟《早报中国》新专版，将所有有关中国的政经和社会新闻，集中编排，突出处理，并以专版作为主报第二部分的门面。这一凸显早报“中国特色”的举措，以及《早报中国》这一新品牌的建立，提升并加强了《联合早报》作为“中国新闻和评论权威”的地位。配合改版，早报进一步扩大中港台特派员的阵容，将触角伸向中国大陆四个都市北上广重，以及香港和台北。

须要厘清的是，百年前的南洋与星洲两报系心怀祖国的华侨商人在海外办的是侨报，如今的《联合早报》是一份新加坡人办给新加坡人阅读的报纸。正如林任君所言，它“必须照顾新加坡的利益，必须保持本地特色”。也因如此，它才会具有自身的价值，成为报道中国问题的“第三只眼”。

感谢《世事任君谈——报人生涯一得之愚》一书，让我系统地了解林任君执掌20多年《联合早报》期间一贯提倡的这个观点。我能感受到早报上下同仁戮力践行此一报道中国新闻大原则的用心。

为新加坡人办的报纸

在新中建交20周年那年，林任君在“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的演讲中指出，早报报道中国课题，力求以“第三只眼睛”的视角客观报道及冷静分析。早报自认比西方媒体更了解中国的这一路是这么走过来的。

2013年《联合早报》90周年报庆，林任君接受早报采访时申言：“我一直强调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独立性，用第三只眼看中国。早报不是中国媒体或侨报，而是新加坡人办给新加坡人看的报纸，因此对中国采取客观抽离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即使对它批评也是出自善意，最低限度没有敌意。我们应该坚持这样的立场，秉持这些原则，我们要继续用专业、中立的态度来报道中国。”

即便在退休之后，林任君仍旧捍卫早报作为第三只眼看中国的观点与原则。他在今年1月14日“四面墙外”专栏发文，回顾2021年虎年即将结束之际，接受“美国一家历史悠久的著名大报”驻本地特派员，几经辗转才联系到他的采访时，要求他就新加坡如何防止外来影响的问题，谈谈“早报的历史和角色”的真实故事。

林任君写道：“不出所料，在客套寒暄之后，访问的话题就渐渐围绕在早报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是否有自我审查这些课题上。我向该记者强调：《联合早报》是新加坡人办给新加坡人看的独立报纸，不是中国媒体或‘侨报’，之所以在无心插柳之下吸引了无数来自中国的眼球，成为深受广大中国读者欢迎的报纸，恰恰是因为它用第三只眼看中国，秉持专业原则和客观态度报道和评论中国；早报深知这是它对广大的中国及海外华文读者的最大价值，多年来一直坚守这样的立场，不会妥协。”

如今，世界环境及国际局势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在美中两国多方位对峙、其他中小国家在焦虑要不要选边站的形势下，我对早报“第三只眼看中国”的前景抱着审慎的悲观。从观念上，我是认同这个第三只眼的，但在实际效果上，为保护自身国家利益说话的早报，能够真正做到客观中立吗？

当中国官员理直气壮地看西方从仰视变成平视的今天，不难从财大气粗的中国民间，读到网民以俯视的角度看待其他国家的口气和语气，更不要说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远远低于中国的新加坡。中国民间俗语中口头相传以“坡县”代指岛国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新加坡的确没有中国一些县土地大，但这个“昵称”所透露出的轻慢之意，却远远大于诙谐之趣。

另一个事实是，作为新加坡第二语文的华文，水准远远比不上中国人才所拥有的水准，而在人力资源极度有限的新加坡，如何培养出既能洞察世事与人情，又可以明辨真伪和外交，既客观中肯又富有见地，能看清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中国政局及其远景的人才，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去年年底，我相隔20年后再度访问日本。有一天在东京寻访著名的小石川后乐园后，突然看见后门路边的建筑正是中日友好协会所在地。我抱着好奇的心理走入正馆，只见馆内协会大门紧闭，只有一个租户茶馆在开门营业，也是门可罗雀。从协会门口的窗台上捡到两份中文小报，我十分珍视地带回。

其中一份是1993年3月创刊的《半月文摘》，报眉上注明是综合性周刊，每星期三出版。另一份是平成17年（2005年）2月1日创刊的《日中商报》，每月1日、15日发行，内附平成26年11月1日创刊的《中华料理报》。两份报纸都是广告版面大于报道内容，服务当地驻日中国人的侨报。

我拿着这两份报纸询问自小一起玩耍念书、长大后移居日本的发小，他说从来不去看它们。难怪我几个在日本的少年同学，他们要么成为一个比日本人还道地的“假东洋鬼子”，要么就还是一个边缘化的“在日中国人”。我这才了解并理解到，他们平时从手机社媒平台所涉猎到的中文新媒体，不是来自中国大陆，就是出自北美华人社区。

相对而言，我更加珍惜新加坡能拥有一份独立且具有历史传统的《联合早报》。

（作者是本地退休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