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伊始，我在三天内出席了两位退休报人的新书发布会，其中一场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的《世事任君谈》。厚达670页的此书，展现了知识分子对华文教育课题、华文报业与家国之间密切关系的宏观见解，以及媒体人应有的媒体良知。

此前，新加坡关于华文报的研究论著包括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1987年）、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1990年）、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年至1959年》（1995年）等。《世事任君谈》虽不是学术论文，却是作者在岗位上所写的多篇与媒体议题相关的文章，对有志于研究新加坡报业发展的人士而言，无疑是重要参考文献；通过对此书以及其他学术论著的综合阅读，应可对华文报业发展脉络有较为清晰的掌握。

《世事任君谈》包含三辑：媒体、文化、时事。书中诸篇章的内容涵盖面广，我印象最深者可归纳为三点：一、华文报的兴衰是国家大事；二、政府与华文媒体对抗西方媒体的话语方式；三、本地媒体的多元融合。

1998年，林任君在《柳暗花明又一村——〈联合早报〉迈向新纪元》一文中，透露出他对年轻人不看华文报的忧心忡忡：“年轻一代华人不喜欢华文，不看华文书报，对本族文化没有兴趣，其实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影响到新加坡长期发展和盛衰的重大课题，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我国政府所应该深切关注的，而不能将它视为单单是华社或华文报馆的问题。”

八年后，也就是2006年，在接受中国杂志《南风窗》记者赵灵敏的采访时，林任君在宏观介绍《联合早报》所走过的历史进程，目前所面对的机遇与严峻挑战时，重申了上述论调。同样一种论调陈述了两遍，显示他对这个课题的高度重视。

我是在2007年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当代新加坡伤痕文学及中国学者的解读（1981年至2007年）》时，有幸先拜读这篇访问稿。关于林任君把华文报的境况提升到“影响到新加坡长期发展和盛衰的重大课题”的层面，起初我的理解并不是那么透彻，但是，综合其他有识之士对相关议题的论述，我得出一个大致结论，那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华人的母族文化历史根基不稳固，受到外来歪风的吹袭，相比于那些华人人口只占极少数的国家而言，可能会动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根基。

所以，无论是华文报，或以华文报作为培育园圃和摇篮的新华文学，都从根本上展现对族群与国家的意义。

收录在《世事任君谈》“媒体”辑中的两篇文章：写于1992年的《而今迈步从头越——〈联合早报〉华文报三庆特辑》，和写于1995年的《大卫对巨人的反抗——新加坡对西方媒体的反击与新加坡的媒体模式》，梳理了新加坡政府以及新加坡华文报对西方媒体的态度。正是由于这种信念的贯彻始终，使得新加坡在面对独霸天下的西方媒体的强大挑战时毫无惧色。

以大局为重的理念

关于新加坡政府对西方媒体的态度，林任君总结了三点：第一、新加坡国家领袖在国际场合对西方媒体的严厉批评；第二、新加坡政府要求在它国土内发行的外国报刊必须同本地媒体遵守同一套规则，特别是给予它答复的权利；第三、通过立法，授权它限制这类报刊在新加坡的销售。

关于新加坡华文报对西方媒体的态度，林任君指出：“华文报所拒绝接受的其中一种西方思想，就是西方新闻媒介所奉为圭臬、并以之为标准给亚洲传媒打分的‘对抗式新闻报道方式’。”

他强调，在华文报工作的人士，向来认为维护国家社会的利益、支持正确的政策和尊重被普遍接受的权威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没有什么不对。这或许是因为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起心动念自然是以国家为本，以大局为重。他们重视的是政治稳定、社会有秩序、经济能发展。

林任君一再强调，华文报注重的是报道和反映事实、公正平衡的言论，维持本身的可信度等，也赞成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但认为它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一样，不能够是绝对的。

以我的理解，上述以公众利益和国家福祉作为新闻报道和言论发表的衡量尺度，是伴随《联合早报》自1983年于《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的基础上发行以来，坚守而不动摇的一贯初心。

林任君写于2001年的《摸着石头过河——新加坡华文报走向“多媒体融合”》是一篇事关华文报业发展分水岭的重要文献，也是海外媒体研究者在研究新加坡华文报业进程时，作为参照的一篇论稿，曾被海外线上媒体转载和引述。

2001年至2004年两大媒体集团多媒体融合的竞争过程，是以双方蒙受巨额亏损告终。然而，温故知新，我们知道，报业控股 + 报业传讯当年与新传媒的多媒体融合之角力，是属于各为其主的剧烈竞逐模式，出于对当时媒体受众与广告市场形势的高估与误判，以致两败俱伤。时至今日，由于两大媒体集团的所有权归属有所变更，摆在新报业媒体信托和新传媒面前的，是一道继续竞争，或携手合作、重整优质媒体资源的选择题。

有了那一个时期因竞争而来的宝贵经验作为总结和参考，两大媒体集团应可就现有形势，对媒体大整合议题进行更为理性的研判。

总的来说，《世事任君谈》诸篇章立场鲜明，文思缜密，文法严谨，逻辑性强，更重要的是，这些篇章中所传达的价值观与世界观，都是正面而难以撼动的。中肯地说，此书所展现的是一位曾在报界服务38年的资深报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41年前，我在报章上指出：“一份华文报章除了要正确传达大众信息，以及提供良好的写作园地之外，更要注意文字的精确程度。英国著名报人哈罗德·埃文斯曾经说过：‘在语文方面，一份日报的编辑比一个语言学教授更有影响力。’”（《净化华文的重要性》，1982年10月9日《南洋商报·言论》）

对应林任君在《而今迈步从头越》一文中的陈述：“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对本身的语言文化深具信心的华文报新闻从业员，在唤醒人们重视本身的母语、珍惜本族的文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我相信，我在41年前的期盼与愿望，应该是合理且能继续期待的。

（作者是本地业余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