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参与早报100口述历史项目，也没有参与之后的编务工作，月前把厚厚一本《我们——联合早报口述历史》（简称《我们》）捧在手里时，心里还是激动的。

朴实却不失品味的长方形设计，400页厚厚一本。我心想，自己都好一阵没有认认真真地把一本华文书从头到尾读完，这本难道也会成为阅读遗珠？

没想，趁空翻阅前几页就欲罢不能，很快就看完了。

《我们》荟萃了50名退休、前报人的口述经历，通过文字梳理与内容编纂，整理出《联合早报》和早报人的故事。这些内容被收录到本地华文报业史长河的“起”（1923年至1964年）、“承”（1965年至1982年）、“转”（1983年至2000年代）的三大章节里。

或许是爱听古早事迹的缘故，第一章里描述二战前报纸运作的内容，对我而言，就十分有趣。原来那个时候在华文报工作时间很短，早上9点到报馆，下午1点报纸出版后，就能收工回家啦！

刚入行当记者时，每每经过办公室的历史走廊，目光总不由地停驻在1971年5月3日的《南洋商报》（简称《南洋》）封面上。当年5月2日，该报四名要员——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人事经理兼公共关系经理郭隆生，被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

《我们》收录了李星可1987年接受国家档案馆访谈时的部分内容。单看这篇节选，依然觉得“五月风暴”如罗生门般扑朔迷离，但也显露“犀利”主笔脆弱的一面。

书中几位人物聚焦学生报和副刊文艺板块，如林春兰、王爱菊、梁明广、谢克和余云等。他们的共同点是彰显了华文报人做为文化播种人的重要。在没有明显商业利润的前提下，他们坚持丰富读者的文学视野，提携作者，还灌溉了一代代热衷华文华语的青年幼苗。

西方高管，流行写自传，但在含蓄的华人世界里较少见。《我们》收录了多名《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领导人物的访问，让读者从不同视角进一步了解两报合并前后的情况、前辈报人的办报理念与用人之道。　

书中精彩的记者故事不少，例如华文报同事在2000年代开始当“双栖记者”（兼顾纸版和电视新闻）之前，谢崇文前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边代表国家打乒乓赛，边赶稿。

《我们》也包含了负责业务，如广告、特辑和活动的报人访谈，为读者勾勒出一副更完整的报业景观。不难发现，华文报的源起和变化与新加坡的建国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是华社发展的一面镜子。

若你是《早报》的铁粉，肯定会从书中发掘许多有趣的知识，更会对许多理所当然的事，有新的诠释。《我们》主要以问答录呈现，可读性极高，即便对《早报》不熟悉，也会觉得饶有意思。

做为报馆的一员，在追赶新闻与追逐点击量的日常里，或许不时会感到迷茫，也会淡忘自己为何成为记者，为何还在这里打拼。阅读《我们》，仿佛经历一趟我们“从何而来”的旅程，让人有勇气和力量“从何而去”。

走过了一个世纪，《早报》不再只是一份报纸，但不变的是我们对“人”的执念，对人文的坚信不疑。我想，只要这样的情怀还在，无论时间如何推移，科技和社会如何改变，我们依然是“我们”。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青少年受众工作群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