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立化中学命案审判结果，让人心里感到五味杂陈。从一个角度看，双方处理这场悲剧的态度非常正面。从受害者父母原谅被告，到被告父母主动道歉并自愿投身青年教育学，甚至到被告决心接受改造并立志帮助其他受心理健康问题困扰的人，其实都是让人欣慰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在尊重法院审判的同时，一些对于抑郁症患者和自杀行为的刻画，却值得我们深思。由于此案没有先例，任何论点都有可能帮助或造成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我希望以一个谨慎的态度，讨论心理学能解释的一些问题，从而提供一些反思机会。

许多抑郁症患者并不是在被诊断时才出现症状，影响其思想和行为的。其实，抑郁症有所谓的潜伏期，正因为症状没有达到可以诊断的标准，所以处于亚临床抑郁（sub clinical depression）的状态。虽然自杀意念（suicide ideation）的升幅在高度抑郁症状中最高，但自杀意念的升幅，在低到中度抑郁症状中，仍非常显著。这也意味着，自杀行为甚至自杀未遂的例子，都可能出现在抑郁症诊断前。

就算抑郁症被诊断或自杀行为被发现，我们依然会认为患者有病不医治就是他们的错，而忽略了他们的隐忧。一些年轻的抑郁症患者对医疗人员和学校辅导人员的不信任，源于他们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泄露而受歧视。其次，抑郁症状中的绝望感（hopelessness）也容易导致他们误认任何帮助都是徒劳无功的。最后，对自己的病情缺乏认知，也是常见的精神病症状，被称为“病觉缺失症”（anosognosia）。因此，抑郁症虽然能当成杀人的理由，但以症状来断定一个人的人格或态度，也是缺乏合理性的。

其实，自杀和杀人看似迥异，却只是攻击行为的表现不同。自杀把攻击行为往内，把目标变成自己，但如果自杀未遂的话，一些人只能把不能抒发的情绪向外宣泄。看似冷血的杀人后自杀，其实从最简单的逻辑来判断，还是源于想办法执行自杀的计划。尽管计划可以很周密，精神病患者往往都有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的问题。例如，一个人可以专注在自杀的目标而形成隧道视野（tunnel vision），看法变主观和观点一元化，很难发现杀人是不对的，内心的痛苦也不须要自杀来解决。他们本质上并不是所谓的心理变态，所以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和愧疚。

企图自杀因为须要有一定的自杀能力（suicide capability），所以自杀行为者会通过增强死亡无畏性，来克服心理障碍。这是为什么一些人会去浏览大量关于死亡的资料，其中难免会看到杀人或自杀方式等不良资料。就算达到可以执行自杀计划的时候，很多人也会面临对生与死的矛盾心理（ambivalence），并体现在最后一刻舍弃或改变原有计划。他们想活，常常是怕家人难过或担心连累到其他人，但计划最终实行，不代表他们不考虑后果，而是死的理由大于一切。我们对理由不得而知，但值得思考的是：什么环境因素能让一个人两年内一再自杀未遂，造成两家人的悲剧？我们学校和心理健康服务真的尽力了吗？增加学校辅导员人数和推广心理健康教育，着重在数量多于质量，且就算专门的自杀干预服务，都未必能胜任处理此案件。或许，把责怪全部归咎于被告的不配合，是比较容易的答案，但学校作为青年社交关系重要的发展园地，同时也是命案事发场所，确实很难推卸责任。

任何造成死亡的案件都是悲哀的，导致命案的被告须要负起责任。但要如何惩处一个有精神病的人，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这起案件虽然说是本地史无前例的校园命案，但也是让人动容的案件之一。受害人家属纠结的并不是要如何惩罚被告，而是让受害者有机会被记得。被告和他家人也从中得到了“重生”的机会，并在改造的路上前行着。如高庭法官符晓平所说，这场悲剧应该以救赎而不是惩处画上句点。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谨慎避免惩处被告的同时，也把精神病或抑郁症患者视为社会的危险分子。一个人的救赎，或许也可以拯救很多面临相同情况的人。

作者是医生兼临床心理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