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化中学命案判决出炉后，走出庭室的人群中响起这样一句话：“我们最好希望自己别得抑郁症……”
我看到言者当时的表情，他的这番感触没有半点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恰恰相反是出自对被告的同理心和对判决的感想，流露出对精神疾病如何侵蚀一个人的理智与判断能力并酿成悲剧的无奈心情。
被告案发时患有严重抑郁症是事实。不过，如何理解这个精神疾病影响了他的犯案罪责程度，控辩双方没有共识，最终的法庭裁决也与辩方的立场有所出入。
案发一年多前，被告开始“纠结生存的意义和出现自杀念头”。有同学看到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要轻生的帖子，于是赶紧通知校方与被告家人。被告也曾报警透露自己想要自尽，之后被安排到心理卫生学院接受检查。
2019年2月，医生评估被告有因适应问题所引起的反应（adjustment reaction），建议让学校为他安排辅导；辩方律师说，当时被告与家人也以为学校辅导足以解决被告的情绪问题，但其实被告之后觉得这些辅导对他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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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不愿积极接受辅导，先后成为控方判刑陈词与法官判决的重点之一。他们认为，尽管校方与被告双亲都采取了行动并安排他接受辅导，但被告不肯配合，也不愿透露更多困扰着他的情绪问题，这一点加重他的罪责。辩方则对此做出强烈驳斥：“当我们开始怪罪青少年不肯透露内心世界时，也是我们开始走向黑暗的时候……”
有病不求医是否是患者的错，尤其当缠身的病痛是无形无影的精神疾病，以及患者是属于青春期的年轻人时，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深思，或更重要的是，别急着下定论；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能如何设置更好的保护网，提供更具力度的援助，来避免“前所未有”的校园悲剧，或其他形式的校园自杀事件再次发生。
从出现症状到确认病情和持续接受治疗，若有过患病经历或身边有关心的人曾经陷入抑郁症，你可能会看到这过程并非一条清楚明了的直线，而是布满坑洞与曲折的煎熬，掺杂着不同程度的反复自我怀疑，例如不确定自己的感受是否已算是重病，或是等多一会儿就会散去的乌云。成年患者可能有担心说出真实感受会被歧视的困扰，更别说是处于青春期和自我探索阶段的青少年，我们不难想象他们所面对的迷茫。
要如何判断一名表示感到有压力的学生需要多少程度的帮助？还有那些选择将心事藏起来的青少年，我们又能如何及时发现他们异于平日的言行和适当介入？校园命案在让人感到震惊与伤感的同时，也让我们必须正视如何提供更多资源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作者是《联合早报》资深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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