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我个人拙见：本土新片《大风吹》的演员在大银幕里，每位表现虽然恰到好处，演得淋漓到位，还是觉得他们之间在摄影机开拍之前似乎排练得不够，或者导戏的人无法更精确地引出应有的氛围和张力。倒是掌镜的人功夫可嘉，那远镜头的矿山将两个大男人缩影成小东西，令人窒息的压抑感填满了画面。《大风吹》的问题是剧本里面故事核心的错位。

圣诞节那日，米国（方言，即美国）老公说我是华校生，在他半怂恿半夹持下进入空荡的戏院。区区85分钟的戏犹如三个钟的受难。毕竟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及胡波《大象席地而坐》两者压抑近乎四小时，叙事如流，全无拖泥带水的涩感。转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完蛋了！回家你就知道。”

其实1979年对我来说是个关键。那年刚入初级学院，本来准备在华文理解与写作（GP）科大显身手的，谁知大风吹，一夜之间华文GP取消了，而我们沦落为那种必须修两个英文语文科目的落汤鸡。当时没了华文GP就好比无国籍的零身分。如此尴尬两年，也就熬过来了。千篇一律的英文洗炼经历，与其说是委屈，如今回想，反而觉得滑稽。

《大风吹》旧事重提，老疤又揭无所谓，可是很明显的，倒是影片对华校这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的误解和误读。它漏掉了华校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那种身处逆境时，大人总是乐观地说：“想想办法来解决吧！”或当一扇门关起来，碰得一鼻子灰的时候，又有人说：“东家不打打西家吧！”试想一个世纪前祖辈因家乡发生战事，没饭吃逃难至此，本来也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要硬着头皮想办法异地谋生，想办法养活妻小，他们倘若都落得像影片中男主林先生郁郁不得志优柔寡断，恐怕我也绝对不会存在这个世界上。

倘若我是导演，现在就将镜头聚焦在一群富有“想想办法”精神的人儿。他们是岛国的生活作息里，成千上万必须长期离乡背井而南下的大马人士。他们说的华语在第二及第三声之间有个半音，如钢琴的黑色琴键，所以一听就明白他们不是吾岛国民。以前我也像大家那样讥笑他们怪怪的口音，如今闻之，必觉如释重负：“啊，有办法了！”在当国家博物馆馆长那段日子里，所有重要而且办得挺成功的展览，如巴黎罗浮宫的古希腊罗马文物展（2008年），奥赛的法国印象派画作展（2010年）等，甚至最近的峇迪展（2022年），都是经由一家源自峇株巴辖的展览建设公司建造的。

20年来从未听他们说“不会做”“做不出来”。我们御用的意大利女设计师是完美主义者，这群峇株巴辖人对她们彻底明了，总会悄悄地预备了Plan B和Plan C的后备方案来应付意大利式的刁难讲究。老实说，峇株巴辖人办事，我放心。

我家老街英国人开的芝士精品店，本来是岛国帅哥美眉掌店的，态度傲娇，爱理不理的，顾客咬牙切齿，连喊杯葛。那天我没抱着太高的期望走入店里，竟然有人讲大马口音的华语，定神一望，星岛美眉不见了，换之笑容可掬的素女。她的英语也不太高级，但是听得出她有用心地练过法国芝士名称的发音。我高兴，与她搭讪了一下。我也喜欢光顾老街上一家洋到不行的超市，因为精肉部门里也是有问必答的大马阿哥操刀掌柜，你听那从冷藏库里收音机传出来的港曲就知道了。

还记得2018年马国那次改革呼声比比皆是的希望大选吗？高龄93岁的马哈迪东山再起的复出，我们这里可说是危机重重，女人都赶着去洗头弄头发修指甲，因为洗头姐妹、美发师和美甲的都要回家投票。我还没计算餐饮界里的大厨，二、三厨、刺身寿司大师，粤菜餐馆里的懂得以广府话介绍菜单的领队侍者，到底有多少大马人呢。

就这样，恍然大悟，原来大马人掌控了我从头到脚的生命、事业、吃的、喝的、个人仪容管理。这个人群里看不见闷闷不乐的《大风吹》林先生，虽然他们的社会处境不见得比林先生的好多少。他们在自己的国内无法得到理想的“母语”文化素养，但这个遗憾并未阻止他们在台湾文学及更广阔的华夷风领域里开拓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总是任劳任怨，勤劳地认命地努力，为的是超越混沌的现实。我不太清楚他们算不算是华校生，只知道他们没让大风吹倒。

（作者是博物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