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徘徊在现代社会的廊道中，无所遁形。

第一：丧亲。先父是末期的肺癌患者。空气总是充斥着响亮的咳嗽声，但也唯独通过他响亮的咳嗽声才知道爸爸依然健在。

去年3月6日，他心脏停歇了，癌细胞完全覆盖整个肺部。随之而来的日子里，家中似乎多出一份宁静致远的气息。原来无形的丧亲之哀痛是如此的寂静，但这无声的寂静也慢慢让人窒息。是我想念爸爸了，想念他那从未停歇的咳嗽声。这是一种极为讽刺的氛围和情感。

爸爸离开后，家好像少了些什么。有种说不出的空洞。时光虽在流逝，但时光在我家中似乎静止了。在他的卧室里，我依然看见他。在沙发上，我好像依然听到他的敦促和关心。在饭桌上，我还是看到他把饭菜吃光的身影。暂停键似乎被按下，倒带到去年3月6日前那些简单及美好的时光。这一幕幕回忆都是无声、让我窒息的寂静。慢慢地，我开始习惯与无声和孤独为伴。每一则讣告和每一篇哀悼文的背后，都是无数个无声的寂静。

第二：那些无声无息且孤独的死亡事件。无声的寂静和新加坡这个城市的喧哗与繁华形成强烈对比。简单来说，孤独死的定义为“与家人、朋友断绝来往的长期独居人士，悄悄自杀或病死多日后才被发现的死亡”。

在本地社会不少角落中，尤其是独居者的住屋内，都承载着许许多多的无奈、孤寂和疏离感。每个因疏于来往而形同陌路的独居者，都很可能成为社会中另一起孤独死的案例。若干年前，已故女作家张爱玲和近日香消玉殒的港星周海媚，生前也遭受独居之困，独死之哀。

单单在去年的11月和12月，本地媒体就报道了至少17起孤独死亡事件。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新加坡老无所依、时光停摆孤独逝现象的冰山一角。对独居者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老病死都无人知晓。其中一起发生在去年12月14日的案例尤其可怜。一名81岁老父卧尸在后港3道一座组屋单位中，与他相依为命数十年的低智商自闭儿疑伴尸至少五天，因屋内发出阵阵恶臭才被发现。

每个孤独死案例都是社会中一首首无声的进行曲。孤独死前的临终喉鸣（death rattle）可说是当事者最后凄凉的写照、震耳的呐喊和心如止水的嘱咐。无声寂静背后除了“隐姓埋名”，便是触目惊心的血迹、尸水和蠕动的蛆虫。唯独难闻的腐臭才能打破这道独寂的城墙，确实发人深省。试问：“当一棵树在一片孤寂的森林里倒下，没有动物在附近听见，这棵树到底有没有倒下，有没有发出声音？”对生活在一个既舒适、喧闹且急速变更的都市里，每个在家中孤独倒下的个体，对广大社会来说都是无声无息的。

每个孤独的腐尸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一个迈入超老龄化社会的诸多现象和问题。每个案例也是一道公共政策的难题，窥探我国现有的社会安全网是否出现疏失。我们一旦把孤独死视为一个超老龄化国家理所当然的社会现象，那就是社会同理心的贫乏且令人生厌的开始。

总结以上，孤独、寂静、沉默似乎是最远的距离，却又离我们如此之近。这个无声的寂静其实是长鸣的警钟，敲醒我们倨傲的潜意识。很遗憾的是，在面对孤独死这个课题上，我们往往发现许多装睡的国人，不愿面对。

在这个似乎无所不能的社会里，独居老人似乎是我们记忆中的幽灵，漂浮在繁华的都市里，他们的孤独、寂静和沉默，其实便是社会最响亮的呐喊。

最后要讨论的是，我们社会因对于死亡的忌讳衍生出种种不良的沉寂。《联合早报》在2020年12月12日刊登拙作《死亡现场：一个孤死的世代》。我的出发点，是借此呼吁社会尽早摘下因忌讳死亡而蒙蔽已久的视线。但整体来说，新加坡是一个缺乏死亡意识及素养的国度。换言之，在死亡的当下，我们都是死亡文盲（death illiterate）。这便是问题所在。

国人对于善生、临终、死亡和丧葬等课题还是持着一种不健康的鸵鸟心态。不看、不想且冷漠无声以待。我非常了解死亡这个课题无法在三言两语中道尽其中真谛，但国人必须了解，死亡是人生必修必考的一堂课。

我有三个基本建议。国人应当从预先医疗指示、预立公积金受益人和遗嘱、财务处理或丧葬安排等事项开始着手。第二，教育部应考虑把生死教育纳入我国课纲。再者，唯有透过家庭乃至全国性的对话，深入进行对生命的理解过程，国人才可以慢慢克服对于死亡形貌、过程、未知、失落、遗憾及分离等恐惧。每天出现在镜子里的你，便是你未来死亡的譬喻。

寂静徘徊在现代社会的廊道中，无所遁形。如果我们一直保持沉默，只会受到死神的摆布。最后，我想重申，如果把每一个住家、每一个社区想象成是一个死亡现场，我们会看到什么？是遗憾还是尊严，就要取决于未来几年社会全体上下对死亡这个议题的抉择、重视度和视野了。

作者是海运风险评估企业分析师、生死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