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虎死留皮，人死留名。”

从2月初对已故的黄祖耀博士的赞誉和悼念来看，这位银行家和社区领袖并没有虚度95年岁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他的名字依旧会萦绕在许多人的心中。他的商业头脑、对大华银行的热爱，以及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将为人们所铭记。

但是，正如黄博士经常指出的，记忆是短暂的，人们的成就和贡献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他也会第一个提醒大家，他只不过是在追随许多同时代的建国一代的脚步，为社区服务而已。

在与黄博士共事的过程中，我有幸近距离观察了一些这样的社区领袖。

1986年，由黄博士领导的新加坡福建会馆倡议成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旨在振兴宗乡会馆，弘扬中华文化和华文，并得到其他六大会馆领导人的积极支持。潮州八邑会馆的张泗川、广东会馆的张荣、南洋客属总会的卓济民、海南会馆的王先德、三江会馆的水铭漳，以及福州会馆的林理化，都在道义及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

为了给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增添人才和实力，理事会包括了两名活跃于会馆活动的人士，即晋江会馆的蔡锦淞和潮州八邑会馆的张良材。为了落实宗乡总会向新加坡年轻人推广丰富多彩的华人传统的各项计划，两人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1988年到2005年，蔡锦淞更是以满腔热情，担任了17年的宗乡总会秘书长。

李成义博士是李氏基金前主席，也是公认的“财神爷”，他乐善好施，经常为宗乡总会的活动捐款。他的慷慨是出了名的。李氏基金不仅向大学和医院捐了数以百万、千万元计的款项，而且据说李博士从未拒绝过个体的募捐。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秘书的电话。

他说，马来西亚李氏基金有一些剩余资金。李博士想知道为庆祝华人农历新年而举办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是否需要额外的资金。我的回答当然是响亮的“是”，第二天我就收到李氏基金寄来的一张20万元支票。

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无数老巴刹咖啡友支付早餐咖啡钱的索络船具商骆水兴，也从未拒绝过宗乡总会的筹款请求。当我们举行电影《霸王别姬》慈善首映时，骆水兴就在早餐聚会时，向老巴刹咖啡友卖出了一些一张100元的电影门票。

郭芳枫的商业才华和经营理念，在他儿子郭令明的个人自传“Strictly Business”（《在商言商》）中有详细描述，而他在捐款方面也从不犹豫。

当我到他的办公室为宗乡总会的一项活动寻求帮助时，他只问了一个问题：黄祖耀捐了多少钱？在得知黄博士捐了5万元时，他立即回答说：“好的，我捐3万元。我总不能把他比下去吧。”

建国一代华人商界领袖的一个特点是节俭。他们有许多认为，向慈善事业捐赠数万元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家里和工作场所却保持着简单的生活方式。

创办达利银行，并担任过中正中学和南洋初级学院董事主席的吴水阁就是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参加贸易发展局组织的代表团前往海南岛，坐在经济舱的我发现旁边就是吴水阁。我问他为何不坐前面的头等舱时，他说：“既然我们都在同一时间降落，为什么还要多花钱呢？”

其他建国一代商人，也为新成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奉献他们的时间和金钱。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家后，树胶大亨、华人社区领袖高德根出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华昌国际集团的何日华曾担任新加坡驻泰国大使（1967年至1971年）和驻比利时大使（1972年至1974年）。欧阳奇则接替何日华，于1971年担任新加坡驻泰国大使至1988年。集诚有限公司创办人黄望青于1973年受委为新加坡驻日本大使，前后长达七年。

所有这些外交官都拒绝领薪。曾在东京为黄望青工作的一名退休外交部官员说，黄大使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应酬费用账户。尽管如此，黄祖耀及随行人员每次到访时，黄大使都会在他最喜欢的六本木铁板烧餐厅招待他们。这名官员补充说：“如果不是黄大使的坚持不懈，新加坡今天就不会在东京市中心拥有美丽的大使馆大楼。”

何日华大使的儿子何光平对父亲的公共服务下了这样的注脚：“我父亲和他的同僚明白这个年轻国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他对国家的服务是自然而然的。”

毫无疑问，新加坡能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国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但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建国一代华商领袖的支持和贡献，我们是否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我们已开始筹备建国先贤纪念园（Founders’ Memorial），让后代新加坡人铭记这个繁荣昌盛国家的奠基人。我希望建国一代的社区领袖们，也能在纪念园留名。

（作者是大华银行前第一副总裁，黄祖耀前特别助理）

黄金顺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