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河北有一起初中生被杀案，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因为嫌犯同样是三名不满14岁的同班同学。此案件犯罪手法非常残忍，但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未满14周岁无须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很多网民呼吁“杀人偿命”，甚至要追究父母的连带责任。这起案件如此震动各界，再加上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和暴力化趋势，不少专家学者与人大代表，都呼吁进一步调低刑罚年龄。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甚至免刑处理是国际共识，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条约的规定，其中就包括司法程序中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相比于心智成熟的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背后有更多的社会原因。

刑罚惩戒的是犯罪个体，最终目的是让社会更加和谐平安。在未成年人犯罪这个问题上，将刑罚完全无差别地施加于未成年人身上，就有失公允。因为虽然近年来中国不时有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报道，但普通大众并不掌握整体数据，无法获知这些是属于少数极端个案，还是具有普遍性。如果是后者，当然应该及时调整适刑年龄。如果是前者，则考虑到儿童的心理和生理发育不充分，并无成年人的完整认知与判断力；再加上少年更具可塑性，因此适当减低罚则，或可鼓励其改造后重返社会。

在此姑且不考虑这个具体案例的量刑原则，相信中国司法机关会有更充分的处理依据。更重要的是解决这些案件背后的若干深层问题，从根本上减少并杜绝类似恶性犯罪。

首先，现代社会的媒体变革，彻底改变了孩童获取知识的方式，导致成年人与儿童之间分界线的模糊。过去知识的传递主要依靠印刷品，儿童因不识字，须要多年学习才能了解成人社会的暴力冲突、性等知识。但随着互联网与手机普及，当代儿童可以轻松获取这些“儿童不宜”的内容，但在缺乏长辈必要的教管与约束下，就更容易走向极端。

非常不幸，留守儿童正是这个缺乏管束的群体。全世界儿童犯罪中，不少都是社会、家庭和教育等环境因素影响的结果。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很多社会问题折射到儿童教育上。此案杀人与被杀者皆为留守儿童，长年与父母分居。这些缺乏正常家庭关爱与必要教育的孩子，很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与生理问题，据学界研究，他们叛逆、自卑、消极堕落、沉湎于暴力与游戏的比例，远高于正常家庭中的儿童。

留守儿童的问题，起源于改革开放后城市用工的巨大需求，促使大量农民工进城，但由于至今依然严苛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就学与社会福利制度差异，这些农民家庭中的儿童，被挡在城市之外，造成每年数千万农村家庭的骨肉分离。

据社会学界大量相关调查，他们当中有自杀与暴力倾向的比例，远高于有正常家庭关爱的儿童，导致他们很容易沦为暴力的施加者或受害者。据一项2007年的研究，此前七年，中国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犯罪者中，有七成来自留守儿童群体；在同年龄段的对比中，正常家庭儿童的犯罪率也远低于留守儿童。延伸研究表明，曾经有过留守儿童背景的成年人，犯罪率同样高于在正常家庭成长的。

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也就是所谓“低端人口”，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中受到系统性歧视，被剥夺作为城市建设者应有的医疗、养老与居住等福利；他们的下一代也面临持久的负面影响。这些农二代与农三代，既回不到或不愿回到早已凋敝破败且没有多少人气的农村，又进不了他们父辈献出青春建设的城市。他们是一个繁华盛世中的社会边缘人，过着伟大变革时代中可怜的折叠人生。这些孩子与祖辈一起，在时代滚滚向前的车轮碾压下，无声隐入尘烟。所以在呼吁对这些儿童犯罪分子严惩的同时，更应该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这些“低端人口”平等的国民待遇！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