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建国后致力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条件，在土地的运用上也把重心放在提供住屋和良好的硬体建设上。当时的新加坡是生机勃勃的年轻国家。根据资料，在1965年，我国只有2.65%的人口 （即4万9757人）年龄在65岁或以上。换言之，一个年轻国家的发展蓝图里往往会忽略有关临终、死亡管理等相关设施的必要性。但今时不同往日。据估计，到了2030年，每四个新加坡公民当中就有一个已满65岁。

由以上趋势可见，国人对殡葬设施和服务的需求及质量必定持续增加。但因殡葬设施，尤其是殡仪馆，具邻避性，兴建不易，必须尽早通盘规划因应。尤其在2018年后, 为开发比达达利新镇，位于阿裕尼路上段的翡珑山骨灰瓮安置所和两个私营殡仪馆随即拆除。我国在一瞬间少了8个可容纳50人至200人不等的停柩处。

虽然当局随即宣布将在相同地段新建一个占地1.1公顷设有12个停柩厅的翡珑山殡仪馆综合大楼。但是，在短期内，除了社区内的多功能社区亭子和组屋底层空间外，坐落于芽笼巴鲁、旧淡滨尼路、新民通道、大巴窑、劳明达街和乌美路，位于私营殡仪馆内的停柩处也不超过40个。

也因此，国家环境局在2019年1月的一份文告中宣布计划在未来约10年内将四个地段发展为新的殡仪馆场地。兀兰工业园E8区的 “兀兰永念堂”在2023年3月中旬成为计划中首个落成并正式投入运作的防腐、灵堂和灵骨塔为一体的殡仪设施。

随后，环境局也在去年12月宣布计划在万礼道和三巴旺路交界处、义顺军营旁的空地，就建造新的骨灰安置所和殡葬服务设施一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这也是上述计划，即兀兰永念堂后的第二个综合性殡仪设施。

但是很遗憾，这一项计划引起附近居民强烈不满。部分居民将之视为 敏感设施，坦言影响房价和集体出售的可能性，也忧虑设施建成后会造成交通拥堵，尤其是每逢清明节前后的祭祖人潮会大大增加附近的车流量。更有居民认为这些设施会对该区风水不利。一些公寓居民直言说，当初选购房子时，是因为景色一览无遗且绿意盎然。这也意味着居民觉得在他们住宅附近兴建殡葬设施，既碍眼不雅也是对环境的污染。

今年1月16日，该地段受影响的居民与环境局代表对话，建议当局采取“分散式”规划，在全岛各地兴建更多小型治丧设施。其实，这项综合殡仪设施的计划，恰好是分散式规划蓝图中重要的一环。

“邻避”问题由来已久

该地段居民对于该 “敏感设施” 的群起反对，在根本上便是国人长年以来对于丧葬设施“邻避（Not In My Backyard，简称NIMBY）心态的投射和延伸。

在住宅区或附近地段兴建殡葬设施所引起的风波，早有先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海峡时报》在1974年11月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环境部对新加坡严重缺乏停柩设施表达深刻关切。

1970年代后所兴建的政府组屋，都把一楼空间腾出来，作为社交空间。这组屋底层也供居民举丧，作为临时停柩处。因后者而产生有关噪音、宗教和种族的争议也随之而来。

因此，政府在1983年宣布计划在芽笼东一个地段兴建一个三层楼高的综合性殡仪馆。文稿中提出的因素，如：土地面积、周边地区的发展计划，以及减少对交通的影响和该设施与住宅区有一定距离等，和环境局在2019年1月文告中的解释和考量几乎如出一撤，既合理也顾及居民担忧。虽然如此，居民的强烈反弹、联署请愿和投书抗议迫使政府终止该计划。

一年后，邻避心态继续发酵。1984年，政府对比一年前的经验后，宣布在金文泰6道兴建一间综合性殡仪馆。所参考的参数及指定的规定，如殡仪馆与最近的住宅区距离不少于140米，通过消防局、寺庙和汽车销售站等硬体设施，建构一个与住宅区的缓冲区，同时确保出殡队伍不得经过住宅区等，都有周详考虑。

但是，这项计划也经由不断的反对，遭受一年前的相同命运，前功尽弃。其中一个投稿《海峡时报》的读者，称政府对该计划和地段的选择极为不当、不宜也难以想象。简言之，上述居民所表现出的邻避心态与40年后在万礼和三巴旺的居民大同小异。

随后，往生的国人和殡葬设施持续流亡于国家发展规划的蓝图外。继1983年和1984年的强烈反弹后，任何有关殡葬设施的整体规划也随之搁置，直到2007年才被重新提及。当局也提出在现有殡葬设施聚集的新民路附近，建一个符合环境卫生条件的综合性殡仪馆。此计划再次胎死于政府善意的腹中。

我们在世时可以通过集体联署、投书报章等方式抵制殡仪馆。但必须了解，在未来不久，我们和至亲都须要使用与殡葬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和设施。到那时候，我们希望生者可以秉持怜悯宽厚之心，给亡者和家属提供一个寄生及祭祀之所。

驱赶、提防“殡葬”或“死亡”二字，对设施和观念污名化，不仅反映一个缺乏基本价值观的社会，也是对一个自诩为现代、文明博雅的第一世界国家的讽刺。

对死亡和殡葬设施，不妨怀着开放、包容、坦然的态度，摈弃一味的抵触、忌讳和偏见情绪。我向往的新加坡是一个尊重生命，尊重死亡、正视死亡，摈弃对死亡有所偏见的社会。已故的国人不应继续被流放在荒郊野岭，被排斥在社区、生活和意识之外。

对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来说，埋葬并不是为了迅速藏匿死者，也不是轻快地消除临终和死亡所带给生者的震撼。相反，与死亡相关的祭祀、随葬品以及殡葬设施，实际上是试图找到一种与死者的永恒关系，也就是牢固地将死者留在生者的记忆和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没有因为一场丧礼结束便和死者就此了结。

能从上述角度来看待社会与死亡的关系和距离，会发现每个停柩处都承载着一个个生命故事，包容一个个丧家的眼泪和种种不舍。眼泪的重量在每个死亡当下是无可言喻的。每个骨灰安置处放着的不只是无声无息的瓮，而是我们的至亲和挚爱。

我们应和已故的国人和睦共处。一间社区内的殡仪馆是我们的邻居而不是邻避、讨伐的对象。殡葬设施和服务在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不该被视为破坏街景，把它们贬到边缘地带。在超老龄化社会发展的大前提下，国人务必建立起共生共长的观念，才能迎来生机勃勃的和谐气象。

作者是海运风险评估企业分析师、生死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