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亲绿的《自由时报》近日引述未具名消息报道，在台湾有某电视台所制作的政论节目，主题、谈话脚本均有中国大陆官媒驻台记者高度参与，直接在录影棚盯梢，以确认节目达到北京的国台办要求水平。

与此同时，执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中，长期主张要立法反中国大陆渗透的沈柏洋也指称，两个多月前就已知道相关情资，只是在等证据，所以才没爆料。这个报道在第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舆论界纷纷要求政府相关单位尽快彻查此事，厘清相关事实。

结果没想到，外传遭影射的东森电视台节目“关键时刻”主持人刘宝杰，直接在自己节目上公开反驳报道不实，并要《自由时报》拿出证据，证明自家报道。到笔者下笔这一刻，仍未看到《自由时报》提出关于报道的相关证据。所以，各界至今对此事就如雾里看花，分不清真伪。

不过，即使报道的真相尚未厘清，也并非一件小事，因为这系列事件凸显一个问题，就是在享有高度言论自由的台湾，什么是一个恰当的言论检查机制呢？这个检查机制该由公权力来建立和实施吗？

事实上，在这个新闻出现前，沈柏洋就曾根据台湾国防部的业务报告，提到“中国官媒”以及“在地协力者”如何在台湾“带风向”的问题，主张国安相关单位应该建立一套“对事不对人”的打分制度，要对所谓“中国官媒”的“在地协力者”进行言论管制。这样一个基于国家安全立场出发的政策主张，早已在舆论界掀起不小的议论风潮。

但这个“中国大陆官媒记者在台指导政论节目”新闻的爆发，却恰恰证明，言论的检查其实无须政府介入，一个多元而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便有足够的韧性与能力，对各式各样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不同角度的看法。

就以上述《自由时报》的新闻为例，只要综合各方意见，不难发现，若撇开打政治口水战的政党角度不论，台湾的公共舆论界最大的共识就是：要求报馆的编辑台拿出有关报道内容的证据证明自己，而在后续处理上，也可根据证据来进行相关法律的调查。这不就是一个简单、清楚而合理的关于报道出现争议时的处理方式吗？

也就是说，只要维持一个多元、自由而开放的舆论空间，无论任何报道、公共意见、言论分析，其实都是要受到阅听群众“无形的手”所监督的。

因此，一则具长久影响力，流传广泛的讯息，往往本身都是经受过不同形式的检查，只要个别阅听群众有能力对自己所接收到的讯息，做事实检查，就会对不同的言论产生自己的判断与看法。

同样，这许许多多的个人阅听群众，在得出自己的判断与看法后，不同的个人意见还可彼此激荡对话，最终便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合理而明确的社会共识；有了这样的共识，便足以对不实言论和假新闻，有一定程度的察觉。

另一方面，对新闻从业员或经营者来说，在这样一种言论自由开放的社会工作，报道的专业性当然也离不开公共舆论的监督；如若报道内容有证据不足的情况，或对自己撰写的内容知识准备不足时，请自己再三犹豫斟酌，是否应该把它公开发表。

像这样一种对报道采取慎重及负责任的态度，才是在开放社会下该有的新闻专业规范。可以说，维持一个让言论公开、透明，接受所有参与者检验的开放社会，才是保障公共利益最好的方式。

（作者是马来西亚与台湾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