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联合早报》刊发王义桅文章《中国无法成为美国那样的普世大国？》（下称“王文”），反驳10月4日郭良平文章《崛起的只能是普世大国》（下称“郭文”）。这种针锋相对的好文章读来实在畅快，早晨读到此文，睡意全无。读罢心中五味杂陈，觉得这篇文章别扭极了，充满逻辑上的诡辩术，不吐不快。

纵观全文，王文篇幅最大也最主要的部分是对“普世”的宏论。王文指责郭文“思维西式”，认不清“普世”的概念，是“西方中心主义”，推导出普世论的“三大把戏”，进而否认郭文的价值，称之为“对中国未来的杜撰”。简而言之，王文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深厚，意识形态超脱且包容，在大国崛起进程中不光会成为强权大国，也会成为道义大国（普世大国）。

“普世”作为郭文的核心概念，有些模糊和泛用。但根据郭文的语境可以推测，“普世”有两个维度，一来指的是一种深度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状态（强权大国）；二来指这个国家所秉持的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道义大国）。如果一个强权大国不讲道义，在国际上胡作非为、强盗逻辑，也注定不会成为道义大国，更不会成为普世大国，反而沦为霸权国家。如果一个现存的普世大国开始不讲道义，就会出现郭文所称的“第二次哲理大国”崛起机遇。郭文讨论的，正是如何让中国抓住这个机遇。

在当下，“中美争霸”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分析中的一种常见话语结构，尤其成为中文圈人们关心的问题。两国的抗衡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比拼，更是两方道义力量的较量。这当中，文化或软实力所起的作用是持久而深沉的，软实力所附带的道义价值，甚至是有引领动力的。

王文尽可指责这种软实力的分析框架像“盐和水”一样二元对立，但王文那种“中国和合共生”的连汤带水的浆糊式的论述，更不利于分析。一个国家在软实力上强调普世、道义力量，不但理所当然，而且在大国崛起之路上至关重要。

郭文言辞相当恳切，笔者尤其赞同文章的结论——即中国要想成为崛起大国，须拥抱“普世哲理”或“普世优点”。郭文看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弊端，亦即马列主义所支撑的政治制度的弊端。

确实，一个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一定是自身制度建设有闪光处，并持续向外散发道义魅力的大国，就像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屡屡“向外移植（颜色革命）”，引发世界几波民主化浪潮一般。郭文举朝鲜的例子，指朝鲜放弃马克思主义，但政权依然稳固。但是郭文没有讲清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朝鲜，主体思想就能在世界上产生道义引领作用吗？显然不能，因为它依然极权且好斗，同理也适用于中国。因此，郭文显然高估意识形态在成为普世大国之路上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普世大国最关键是有让人称赞的政治制度。

同理，针对郭文中，中国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论述，笔者也不置可否。笔者对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论调比较排斥，因为这种论述实在含混。

笔者认为，与其强调文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不如强调政治或体制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最显见的例子便是同文同种的朝鲜和韩国，政治体制对国民性的再造力是巨大的。同样，王文指中国“无神论的世俗社会”可以生成“普世文化”，更是有待商榷。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认为，传统上宗教广泛“弥散”在中国社会之中，1950年代后才被新的政权体制系统消灭；更有学者指出，共产主义所具备的宗教属性，在中国难以形成“普世文化（道义文化）”，正是因为它的非世俗性。

同时，郭文针对中国文化和心态上对外封闭的民族主义倾向，提出恳切的建议，要“吸收自由主义的优点”。确实，民主自由主义一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世界大国的底色。那种靠着专制和极权、暴力和谎言，用武力夺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帝国式国家（秦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等），在地球上已经消失百年了。像朝鲜那样打着“民主主义”的国号，却做着色厉内荏行为的政权，只会被世人看作怪胎。

如王文开头所言，中国确实提出许多响亮的概念，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等等。但人们常常会发现，中国和中共常常会说一些“名不副实”“口惠而实不至”的话。中共擅长把一个个政治价值观改造、变种、为己所用，这也包括最滥用的“人民”概念（参见政治学者吴国光近日时评《“人民”为何成为专制的招牌？》）。中国提出的一个个闪亮概念，听着好听，做的却是战狼外交、拉帮结派、利益至上（不讲道义）的行为，免不了别国的惊悚，自然起不到示范作用，也对中国成为普世大国无益。王文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揣着明白装糊涂，理念不是口头提出来就有人追随，而是要在国际上亲身示范，更要在国内亲力亲为，免得让人指责“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话说回来，以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和西方能主导世界，忽略日韩、东南亚、南亚、中东、西亚、拉美等力量的共同崛起，无异于一种权力的臆想。哪怕这些区域和国家国土并不大、人口并不多，科技和军事也不强盛，如何就可以否定这些国家成为普世大国的可能性呢？天天做着称霸世界的梦想，拉帮结派找小弟，幻想成为武林盟主，以为东升西降，迫不期待给全世界指明方向，才是一些政论家该反思的。与其说郭文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杜撰”（笔者并不赞同王文对郭文的这一指责），不如说王文是“中国中心主义式的权力臆想”，或是“天下秩序的主观再造”。

退一步说，笔者暂且接受大国崛起、世界必须有一个主导力量这样的说法。正如郭文所言，一个崛起的大国，一定是一个“被广泛接受”和认同、乃至被追随的大国。但首先，它一定是一个讲道义的大国。一个只以自己利益为导向的国家，永远不会成为普世大国，不论这个国家是中国还是美国。

（作者是北京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