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时装周的前夕，来自世界各地的时尚一族，在伊曼纽尔二世长廊的各个奢侈品牌店前大排长龙。长廊外的米兰大教堂，在夕阳的照耀下金碧辉煌，和专卖店的富丽堂皇相映成辉。

这样的情景，让你无法相信全球奢侈品今年的销售额只略微上扬4%，是过去20年来表现疲软的其中一个年份。分析师普遍的看法是，欧洲奢侈品市场中国买家的比率超过23%，是中国的经济疲弱影响消费者的情绪。

但购物无国界，日元的大幅下滑让日本成为近年买名牌最便宜的地方，在东京、京都和大阪的名牌店，来自亚洲的游客熙熙攘攘。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LVMH）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就显示，集团的亚洲业务下降14%，但日本市场却上扬57%。

衡量全球奢侈品指数的SPGLGUP五年平均复合回报率是45%，组成指数前面的公司是路易威登、特斯拉（Tesla）、开云（Kering）、历峰（Richemont），奔驰的母公司戴姆勒（Daimier），雅诗兰黛（Estee Lauder）和爱马仕（Hermes），排名前十的公司占了奢侈品市场70%的利润份额。

冠病疫情过后，几乎所有的顶级奢侈品包括名表和珠宝类都大幅调高售价，原因是疫情期间的生产链断裂导致商品供不应求，还有亚洲代购行业的兴起。

取决于欧洲国家的税务回扣和汇率差异，同样的产品，网络代购的价格可以比在亚洲品牌店里便宜30%，品牌商于是“名正言顺”统一提高售价。这既可以打击差价套利，也可以让股东开心，所以在2022／23财政年度，几乎所有的奢侈品牌都赚得盆满钵盈。

过去五年，奢侈品价格上扬的幅度平均在55%。五年前3500美元（约4261新元）不到的迪奥（Dior）迷你小包，现在要5500美元；香奈尔（Chanel）的Jumbo Classic Flap过去10年涨了82%；爱马仕旗下的喜马拉雅铂金包，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价格飙升三倍，最近以43万美元易手。这只包包目前被富裕人士放在除艺术品、老爷车等之后，排名第五位能够抵挡通货膨胀的收藏选择。而且“喜马拉雅”基本上不出现在爱马仕的专卖店中，只在苏富比包包专卖部流通。

一个4000美元的包包或服饰，生产成本大约是23%，也就是不到1000美元，其中大部分资金投入在品牌广告、店面租金和豪华装潢上。英国风衣品牌博柏利（Burberry）就一直尝试吸引更为富裕的客人，走进顶级奢侈品行列。它从2017年起，在全球耗资近9亿元重新打造品牌和装饰门面，可惜只带动营业额增长7%，仍然无法突破品牌阶层（Hierarchy）的条框。

虽然奢华从来就不是生活必需，但许多顶级的奢侈品牌包含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底蕴、精致的品质，能够带来人类心灵的满足和愉悦。每一轮货币宽松，都会给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一些分析师也将富裕群体的资产构成、消费行为、苏富比拍卖价和Fine Wine（优质葡萄酒）指数结合在一起，用来测探全球货币流通是宽松还是紧缩。

这就是为何当中国的刺激计划刚刚出炉，随风起舞的不单是港股，还有这些欧洲的奢侈品牌股。更深一层，它还会带动全球黄金地段的商业及零售房地产价值，因为这些奢侈品名牌店才是他们真正的金主。

（作者是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及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