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建国以来，经济迅速崛起，民生水平从第三世界跃升至第一世界。几十年来，婴儿潮一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出生的人群）伴随新加坡成长，是国家经济奇迹的重要参与者。如今，婴儿潮一代大多已迈入七八十岁的高龄。在国家经济腾飞的背景下，他们所付出的毕生贡献，是否获得与经济腾飞相匹配的生活品质与精神安慰，值得深思。

尽管新加坡如今人均收入更高，生活条件更好，但对许多年长者而言，精力衰退和健康问题削弱了他们的经济参与能力。即便是有心再参与经济活动，也无法胜任当今高薪且充满竞争的岗位。由于工作能力的限制，再加上社会现实中工作与薪酬待遇的代际差距，这代人很难获得如年轻一代那样的收入水平，来抵消日益高涨的物价，因此导致他们的生活消费能力和质量逐渐地与时代脱节。

我们或可称这一群体为新时代里的“掉队层”，因为他们已无法重整旗鼓回职场打拼，经济能力已然无法与新时代接轨，在生活费的压力下，只能看着生活质量逐日滑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婴儿潮一代正值青壮年，为国家建设辛勤工作。但当时的工资收入普遍有限，多数人每月只赚取数百元，超过千元的情况非常稀少。虽然当时的物价相对较低，收入尚能勉强维持一家温饱，不过扣除养家活口的生活开支之后，一般上几乎都没有余力为养老做储蓄，更不用谈养老投资和长远的储蓄规划。至于公积金的储蓄，也因当时的收入有限，在每月偿还购房贷款后几乎所剩无几，所以积累也不多。

因此，许多婴儿潮一代的老人如今面临储蓄不足的困境，难以应对高昂的生活开支。一些较幸运的，还能依靠家庭成员的支持；没家人依靠的，则只能仰赖有限的政府补助来维持生计。很遗憾的，他们当中很多人难以实现自给自足、老有所依的晚年生活。

在七八十年代，工资水平虽然很低，但上班族口袋里有10元，就足够一个星期的经济午餐开销。现在，想用10元撑过两餐都成问题。这鲜明地对比了当今高物价时代与过去的巨大差异。在这样的背景下，七八十岁的高龄老人，怎么还有可能凭当年微薄收入所辛苦积累的微薄储蓄，来应对今天的生活费呢？更何况，他们的积蓄经过多年的消耗，也应该所剩无几了。

面对当下成倍增长的生活费用，年轻一代尚有工作和收入来应对，而婴儿潮世代已年迈，多数已体衰和退休，只能靠仅存的储蓄勉强维持温饱。老来最怕病，但这却是逃不过的人生过程，当老人遇上较严重的病痛时，生活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新加坡今天所谓的第一世界生活品质，主要属于年轻一代。他们才有高收入与消费能力，可以享受优质的娱乐、餐饮、休闲和旅游。对高龄老人来说，这些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望，他们已经被时代边缘化了。大家都生活在第一世界的天空下，但两代人的际遇和处境却天差地别。比起新世代的人，今天许多老人能真正分享到的国家繁荣红利，是相对有限的。他们只能在经济拮据中度日，成为被时代挤压的掉队者。

税收制度也给退休人士带来挑战。他们曾经为国家的建设缴纳大量所得税，本以为退休后可以免去税务负担，怎知依然不得不面对无处不在的消费税，蚕食着他们仅存的糊口老本。从食物、医药到日常生活用品等，没有一样躲得过消费税。他们不得不动用辛苦积累的老本来支付，还要面对不断上涨的消费税。尽管政府偶尔推出一些补贴政策，协助减轻大家的生活负担，但对没有收入的年长者来说，只能起到短暂的缓解作用，难以解决长远的压力，所以是杯水车薪。

“建国一代配套”为许多年长者提供宝贵的医疗补贴和健康支持。然而，10年来物价和生活费持续攀升，医疗费用更是居高不下。医疗保险费用肯定是要一涨再涨的，这尤其令许多无收入的老年人倍感焦虑。

在面对通货膨胀的今天，政府是否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及时地进一步调整原有的援助配套，为年长的“掉队者”提供更多切实和有效的经济支持，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的第一世界温馨社会？消极幽默地说，这一代的人也日渐减少，撼动不了国家开支。

今日的高龄人士，都是从过去较穷困的时代走过来的建设者，他们经历辛苦的年代，对生活要求不存奢望，所求不多，就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在高昂的生活费冲击之下，尚能安度一个不会感到被社会遗弃和不必看人脸色，并保有自主独立与尊严的晚年。社会是否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具尊严和保障的晚年生活，满足他们这些微小而合理的期望，将体现我们是否言行一致，把建造优雅社会和共享成功果实的理念付诸实践。

（作者是退休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