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国大选跌宕起伏。选举前的民调两党候选人似乎旗鼓相当,民主党大会后,哈里斯一度还领先一点。但大选结果一边倒,共和党一举将决定胜负的七个摇摆州全部翻红,并拿下参众两院;特朗普以多数民众票当选,这是共和党20余年都没有做到的。在出口民调中,70%选民对现状和国家的走向不满。选前民调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国民主前景担忧。但这个制度运作正常,应该能够实现平稳的权力交接。
美国大选揭示出来的许多问题,对中国民主的前景也有启示意义。“民主”在中国的定义是“人民当家作主”,但这个概念很模糊,除了“人民”如何定义外,用什么方式“当家作主”,以及人民是否想当国家的主,都是问题。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是手段的话,目的又是什么呢?目的明确后,选举代议民主是否是最有效的手段呢?
理想与利益民主
将民主视为可以终结历史的最高政治理想,是美式民主的一个主要特点。美国花费巨大代价,满世界推广民主,就是基于这个理想。民主正义,独裁邪恶,拜登数次召开民主峰会说明,这个价值判断在世界上已被相当广泛地接受。民主党的传统议题都同这个理想民主观紧密相关,如民有民治民享政府,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种族、性少数、堕胎权等等,影响广泛。世界上许多被压迫的人民都从中汲取力量和道德勇气,民众拥抱自由主义,是上世纪90年代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后来颜色革命的根据。
这次大选特朗普大胜,却意味着另一种民主观的崛起——利益民主。大批传统上投民主党票的族群转而将票投给共和党,包括蓝领白人、青年、少数族裔(包括华裔,被特朗普骂过的拉丁裔、黑人和移民等)。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变了,而是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更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吃得饱、有工作干、社会秩序和安全等,比崇高理想和价值更重要。铁锈带的蓝领工人曾经是民主党票仓,但长期以来,两党都忽视他们的困境,当选副总统万斯的书《乡下人的悲歌》生动描写他们的生存状态。特朗普“美国第一”,打贸易战、促进制造业回流等政策,使他们感到终于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诉求了。特朗普胜出,说明当理想与利益相左时,利益才是民主的本质。
但理想民主占有话语优势。选前民调势均力敌,选举结果却一边倒。显然,许多选民在民调时没讲实话,利益民主不如理想民主那么振振有词。这是政治正确对人的扭曲。
对于政治精英或职业政客来说,民主是竞技场,“赢”才是硬道理,而选票是赌桌上的筹码。为了“赢”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包括造谣、造反甚至暗杀。2016年共和党初选阶段,卢比奥说特朗普的手太小,意思是他的生殖器小。特朗普到处给人取外号。民主政治的乱象和丑恶,是玩政治游戏的结果。这并不是说政客都是恶棍——他们都是各自选区投票选出来的,从人格到能力都受过检验。但民主是一套游戏规则,到了华盛顿就不能不按照这套游戏规则行事。这是个金钱游说之都,充满诱惑、胁迫和交易,是烂泥沼泽,再优秀的人来了也很快就变得虚伪。中共常常诟病的民主制度缺陷,主要来自这个层面。
它的哲学基础是争斗方能充分表达利益,通过交换和妥协,产生的政策就会向中间聚集,照顾到最大多数利益。这就是有名的中位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民主政治必须有一个基本共识为基础,否则就无法妥协。政治游戏恰恰在破坏这个基础。党争有点像街头黑帮争地盘,势不两立。你反对的我就拥护,你拥护的我就反对,相互扯皮为的是让对方日子难过。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称之为“否治”(vetocracy)——相互否定,为斗争而斗争。把共识边缘化,把分歧无限扩大,为政治斗争喂料。为了赢,政治理想和选民利益都可以成为工具和牺牲品。
金钱的影响力使一人一票、人人平等成为空谈。不断膨胀的竞选花销使富人的影响力大增。竞选时政客需要民众的票,选完了侍候好金主更重要,因为他们才是能否连任的关键。各种利益集团把政策碎片化,使之丧失理据、连贯和前瞻性。讨价还价中冗长的决策过程往往跟不上形势需要;因党争而拖延下来的问题越滚越大,直到无法解决,导致撕裂社会,催生极端主义和民粹运动。没有共识,无论谁当选都会造成另一半人口的不满,他们不承认选举结果,闹分裂,甚至要打内战。此外,社交媒体时代是否还存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独裁更有效率?
为民做主
“独裁”在理想民主话语体系中不可或缺。拜登几次称习近平为“独裁者”,当然不是称赞。不少外国调研者发现,“民主”在中国老百姓脑子里的概念不一样:他们往往把政府体察民情,照顾好老百姓的利益,回应他们诉求当成“民主”。这其实是中国传统悠久的“为民作主”的政治理念,或称之为“民本主义”。上文讲到美国从理想民主向利益民主回归,而在中国从来都是利益为先的实用主义。
过去40年,美国的民主和中国的独裁,哪个成就更大? 哪个使老百姓受益更多?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美国浪费冷战后大好历史时机,满世界推行民主自由人权,卷入无数战争和冲突,积累巨额债务,而国内百废待兴,政治极端化,民粹主义泛滥。中国利用这段时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础设施一流,人民的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科学技术、投资贸易等等,都有长足进步;治安良好、社会稳定、环境改善、消灭绝对贫困、政府支持度高;一些方面如高铁、移动支付、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论文、专利申请等等已经超过美国,而且中国没有发动或卷入任何战争。
从中国百姓的角度来看,这个政府很民主(亲民)。但在西方,一个“独裁”标签就使中国的巨大成就变成巨大威胁——独裁是恶,恶势力强大了当然不是好事,须要打压遏制。所以,“独裁”一词误导,是骂人、泄愤,而不是描述一个现实。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认同这个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给他们各方面都带来进步的政权,是“独裁”、邪恶。是否民选,不是政权好坏的标准。历史上和现代,民选出来的坏政府比比皆是,因为“民”不见得就好,被民骂也不见得是坏。
中国数千年历史都是专制独裁,从未有过民主。这并不是说民主完全行不通,但在文化上“为民做主”更合国情。民本,现在叫“以人民为中心”,中共发挥得比历史上任何政权都出色和彻底。但问题是,民主有一整套制度和程序来操作化(operationalize),而到目前为止,民本主要依靠统治者的良心,缺乏制度保障。喊了几千年口号,有多少政权真正以民为本呢?所以,许多人说民主是躲不开的,早晚要实行。
但很显然,上面描述的民主政治对中国人难有吸引力,尤其是“党争民主”,在中国历史上叫做“朋党之争”,从来都是贬义。中国要么让民本主义扎下制度的根,要么改造西式民主以适应国情,取其长而去其短。但两者都需要首先了解“民”之缺陷。
“民”和“民主”批判
“民主”最早不是一个好词。苏格拉底多方质疑民主:一、政治决策往往受到大众情绪和情感影响,“民粹主义”可能导致错误判断,甚至危及国家利益。二、在一些专业领域,应该听取专家意见,不能靠多数人票决。三、民主可能会选出那些口才好、善于迎合大众的人,而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四、公众舆论可能妨碍对真理的探索,因为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柏拉图接续他老师的观点,认为哲学家才是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尼采认为,民主会导致“平庸之恶”和多数人的暴力;托克维尔还加上个人主义泛滥的弊端。
民主也会失灵。比如美国铁锈带的蓝领工人,他们的贫困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已有数十年。他们的诉求被东西两岸精英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赞歌淹没,直到特朗普才有了回应。这期间有多少苦难流逝?有多少家破人亡?这么大的问题,涉及这么多人,“独裁的”中国政府的反应绝不会这么迟缓,并且会更有效。
如果“民”有缺点,民主也就用不着那么神圣了。西式民主的一人一票,清晰地定义了“民”。中式“为民做主”有故意模糊之嫌,如何使它清晰起来呢?中国老百姓为自己利益的抗争毫不含糊,再加以人权和法治就比较完整了。但他们仍缺乏表达利益和驱逐恶官的有效机制。不能只靠为官的良心,官场腐败太多——能指望贪官发良心吗?“全过程民主”的提出是一大突破,但必须有后续动作,不能只流于口号。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