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美竞争是否应称为“新冷战”？笔者以为，就冷战的两大构成要素（地缘政治争夺和意识形态对抗）而言，中美大国竞争显然已具有冷战的明显特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场新冷战的根本驱动力为何？究竟“新”在何处？是否完全不可避免？谁应承担主要责任？

2005年，美国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向国会表示，自尼克逊以来，美国七位总统始终致力于将中国全面纳入国际体系，力图将其塑造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一被称为“引导中国”（drawing China out）的战略，与冷战时期“隔离”苏联的做法大相径庭。

然而，这种自由主义的接触政策事与愿违。再度当选总统的特朗普认为这一政策彻底失败，因为中国利用它在损害美国利益的同时壮大自身。拜登政府在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也表达类似忧虑，认为中国是“唯一既有意图又有能力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领域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

我同意政策失败的看法，不单单是因为中国仍维持集权体制，或在所谓的“百年马拉松”即将超越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决策者的重大误判：他们低估将一个“帝国规模”的中国，纳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冲击——该秩序只能容纳“一两个日本”规模的国家和平崛起，但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无论经济是否完全发达，注定会打破自由秩序的平衡。

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是美国大战略核心，直至特朗普上台才改变。美国这一战略与中国发展路径恰相吻合——尤其是自1980年代中期始，中国逐步摆脱计划经济和自给自足。苏联解体后，美国决策者交替使用施压和诱导手段，促使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他们坚信深度全球化将促使中国发生根本改变。

1992年，中国作出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重大制度变革。19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让位于市场列宁主义——在更严密的威权控制下，市场力量得到空前释放。1989年天安门事件带来的震慑效应，使得中国领导人毫无困难地推行近乎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高度契合，主要措施包括价格放开、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大规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在排除政治改革的背景下，邓小平市场化改革的激进化，导致权贵资本主义蔓延，寻租行为无处不在。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体现是权贵私有化——数千万国企工人失业，收入差距扩大，消费不足成为长期的严峻挑战，迫使中国放弃经济民族主义，转而拥抱经济国际主义，以换取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1992年10月签署的中美《市场准入备忘录》为此提供最好的注脚。对中国当局而言，维持经济增长关系到政权合法性，因此实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必然选择。

改造中国成“维持现状强国”

然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也削弱国有企业，后者的衰败使得更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顺理成章。国企的衰退直接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在世纪之交陷入停滞，促使中国不计代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维持改革和增长”（见时任总理朱镕基2001年3月与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的谈话）。在此之前，中国精英甚至一度对美国提供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抱有期待——此情形与1990年至1991年的苏联十分相似。

其实，美国大战略从来无意于把中国培养成平等竞争者，而是改造成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由遏制苏联转变为防止任何新的全球性力量挑战领导地位（此转变见诸1992年初布什政府秘密制定的《国防计划指针》）。

在此框架下，中国只能被视作新兴市场，而不能成为新兴强国或潜在的全球霸主。受到历史终结论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影响，“单极时刻”的美国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对崛起中的中国加以遏制——无论中国民主化与否。这一结构背景直接导致1990年代末期中美关系的恶化。

然而，美国并未阻止中国加入世贸，因为当时中国力量较弱，战略上无足轻重，且美国对全球化将给中国带来自由化效应抱有期许。九一一事件成为转折点，美国战略转向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关系大幅缓解。这直接促成中国未来20年出口导向增长奇迹。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崛起并非必然，而是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尽管如此，中国崛起代价不菲。全球化导致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消费不足问题愈加突出。根据世界银行为中高收入国家划出的贫困线标准，中国至今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相对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盟在中国入世时施加的苛刻条件，使得中国面临走上依附发展道路的风险。

剑桥大学韩国裔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认为，世贸规则因敌视产业政策和进口替代的特点，具有“反发展”性质。美国学者维尔纳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若不在全球化规则上‘舞弊’，几乎不可能走上发展之路”。中国也不例外，惟有通过广泛的工业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等“舞弊”手段，来突破“反发展”的束缚。

然而，这些行为的实际效果经常被过分夸大。中国工信部前部长苗圩坦言：“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赶超西方至少需要30年。”这表明，尽管中国在履行世贸承诺上存在不足，但世贸的“反发展”规则与中国相对落后的国家创新体系相互作用，阻碍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突破，始终未出现“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的飞跃性进展。没有一流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要超越西方，从长期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正是当年苏联的教训。

在如此背景下，中国于2015年推出看似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与其说是一项有意支配世界的“计划”，不如说是面对西方科技优势的“绝望之举”，表明中国渴望在高科技领域实现自主，而这一目标恰恰使中美陷入零和竞争。值得注意的是，争夺高技术主导权正是新冷战的核心所在，无论特朗普是否上台。

中国对发达国家持久的技术依赖和对脱钩的恐惧，表明尽管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绝非另一个1945年后的德国或日本。中国迫不得已向消费主导、创新驱动新增长模式的艰难转型，所展现的不是经济的强大，而是深刻的结构性弱点——一个真正的工业强国不可能存在如此明显的弱点。

中国“半边缘崛起”表明，此“世界工厂”更依赖粗放型而非集约型工业化，它是资源消耗的巨兽。例如，中国前副总理王岐山曾对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说：“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尼等大国，都想像美国人一样生活，四个地球也不够！”

“半边缘发展”导致极权主义转向

事实上，中国迄今为止在经济再平衡方面的努力未果，迫使其不遗余力地争夺全球市场和资源，与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关系日益紧张。

因此，并不是中国已崛起为新全球霸主引发新冷战，恰恰相反，中国堕入“半边缘发展”陷阱，以及为摆脱此困境推动“中国制造2025”，加之为保障海外资源输入而进行大规模军备扩张——所产生的后果，在结构上促成新冷战的形成。

在此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对较小。实际上，正是“半边缘发展”陷阱而非明确的经济成功，促使中国政权在2010年左右回归极权主义。这一回归在习近平上台前已悄然发生。中国的极权主义转向，加上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为新冷战提供意识形态的理由，这一点对中美双方均如此。

相比于旧冷战，新冷战并非两个平行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而是货真价实的经济超级大国与一个“半边缘”经济巨人之间的较量。新冷战也非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决，而是两种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与极权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或者，如拜登所言，这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

这场新冷战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在关键的2018年能够与美国合作推动朝鲜去核（当时特朗普将中国的合作与中美贸易战挂钩），新冷战本有可能避免，或至少推迟。然而，中国领导层在此过程中误判形势。更糟糕的是，受到某种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特别是在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果真衰落”的严重误读，导致若干不当的外交政策出台——典型事例如“战狼外交”以及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模糊立场——加剧外界对中国破坏国际秩序的担忧。

不幸的是，这些行为恰恰可能被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充分利用。正如杜鲁门在1950年4月制定NSC-68文件时故意夸大苏联威胁一样，这两届美国政府极有可能采取类似手段，夸大中国威胁，为先发制人的行动提供口实。尤其是在“中国见顶”（peak China）日益明显，而美国经济展现出更强创新性和竞争力的背景下，这种夸大变得尤为突出。

因此，虽然新冷战有结构原因，但并非必然发生。问题在于，中国在外交上运筹失当，加上美国可能对这些失误的战略性利用，大大增加新冷战的可能性，最终正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言：“既不可避免，也求之不得”（both inevitable and desirable）。

最后的结论：美国“引导中国”的战略注定失败，而中国的“半边缘崛起”对自由秩序构成挑战，并非因为中国具备足够国力，而是其庞大经济规模对全球地缘经济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中美都在新冷战的形成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尽管责任的具体界定仍须进一步探讨。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本文是他10月26日在该学院外交与战略研究中心有关新冷战学术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原标题：新冷战的责任者：美国、中国，还是两者？The Culprit(s) of the New Cold War: US,China, or B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