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到美国当交换生之前，要到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办学生签证，还得经过面试。面试之前七上八下的心情，在见到面试官时更多转化成诧异——隔着玻璃，一位盲人面试官正在了解我的资料，一旁站着的助手在他耳边私语。

我回过神后，故作淡定地把先前准备好的说辞说了一遍，解释为什么要去美国，他听了说：“你有备而来。”之后，我顺利拿到签证。

到了美国，开学后，班上有一位女同学行动不良要坐轮椅，而且听力有问题。她每次上课，都有传译员把老师说的话同步输入电脑让她读。有一位很资深的教授上课时，讲到接下来有什么作业，还会把身体转向这位同学，让她看到自己的唇语。

每当谈到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包容度时，我都想到这段经历。老实说，直到今天，新加坡恐怕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国家福利理事会，在星期一（12月2日）发布首份残障领域趋势报告，反映了新加坡社会整体对这个群体的态度在倒退，而且主要体现在职场。

对比福理会2019年和2023年进行的“公众对残障者态度调查”，在去年有200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有68.9％的公众对残障者持正面态度，低于2019年的76.8％。其中，工作场所正面态度的比率，从59.6％减少到50.6％。

这样的倒退发生在残障者就业向好的情况下。从2018/19年至2022/23年，残障居民就业率从28.2％增加到32.7％，他们的学历也更高，更多从事白领工作，月入中位数从2630元增加至4242元。

从整个社会来说，新加坡在为年长者和残障人士制定亲善措施方面，可说下足了功夫，为特需教育也做了很多努力。体育界有杜维崧和叶品秀这样的榜样，每年举办的“紫色行动”（Purple Parade）、包容残障就业标志（Enabling Mark）认证，还有吴作栋协立奖等等，无不都在证明，残障和特需人士在这个社会有一席之地，有他们的价值。

为什么客观和主观条件看起来都对残障人士有利，职场对残障人士却没有更友好？对此，趋势报告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只是在注脚部分提到，调查问卷的就业部分问题包括：我和残障者共事感觉压力；雇主应该改变工作性质或环境，以聘请残障者。

与上次调查公众对残障者态度的情况相比，2023年的报告是在冠病疫情后完成的。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由于疫情期间许多人转为居家办公，与残障同事的接触减少，可能导致对他们了解不足。毕竟调查也反映，与残障者有更定期接触的公众，较多会对他们持正面态度。

也可能是由于更多自闭者和智障者，在接受更好的教育后进入职场。这些人的障碍较为隐性，与他们共事的同事，起初可能不熟悉如何与他们沟通，因此需要更多时间来适应和理解。

调查就指出，对自闭者和智障者持正面态度的公众比率减幅较大，分别从69.9％减至56.2％、从68.4％减至57.3％。对体障者持正面态度的比率在2023年为84.9％，与2019年的85.8％接近。

另外，疫情后很多工作流程更讲求数码化，比如远程会议以及通过内部系统提升效率，普通员工学习起来没有那么困难，残障人士就有问题，间接导致其他员工须要配合他们。

在这个节奏飞快的环境中，人们是否愿意放慢脚步，与那些步伐不一致的人耐心磨合？还是我们更倾向于快速解决问题，就像看到水洼希望立刻填平，淋雨后期待次日便有有盖走道？

希望这份残障领域趋势报告能继续调查下去，所谓优雅社会的指标，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

（作者是《联合早报》受众策略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