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联合早报·言论》岳健勇的《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读来让我诧异：今天专业的学者对于中国国家组织形式的理解，为什么还停留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阶段？作者主要强调“大一统”这种形式，因为能够“全国统一通行”政令、法令，所以对于国家政治经济进步、对于现代化，“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笔者打算先指出文中的两点基本错误，再给出自己对所谓“大一统”的看法。

首先，纵观历史，中华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与政权上大一统并没有直接关联。中华文明第一次启蒙运动，发生在春秋战国这个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都在这一时期萌芽和成熟。从战国末期的战争规模（动辄几十万人的军队厮杀）也能看出，农业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发展。秦虽然在度量衡、文字书写上做了统一，方便文化交流和贸易，但要说统一对于中华文明有什么贡献，很难找到；反而能看到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和万里长城下的累累白骨。秦帝国统一的意义被夸大了。

中华文明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北方蛮族入侵、“衣冠南渡”，这些破坏大一统的政治事件，并没有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产生致命影响。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这片土地幅员辽阔，文明的火种，所到之处，立刻就成燎原之势。所以说，大一统对于中华文明没有显著贡献，至于有没有伤害，那就另说了。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明朝末年的儒学思想家顾炎武（1613年至1682年）就已经明确阐释，关键在于对“国家”这个概念的理解。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这里对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国家”和“天下”（文明），做了明确区分。这不应该还是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更迭，本质上就是掌权者破坏中华文明的传统，导致政权被民众颠覆，是文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这一点，在秉承“与士大夫共治”原则、政治相对宽松的北宋时期也得到证明：大一统的国家集权制度稍有放松，立刻就能带来文化、生产力上的重大进步。大一统这种形式并不涉及核心问题，核心是中央集权的“度”。

第二点，用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北洋时期袁世凯政府相比较，强调关税自主对于“民族经济”的影响，这是关公战秦琼式的逻辑混乱。袁世凯时代是终结帝国社会，走向共和、走向宪政（孙中山主张的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为了打破幕府和藩镇对国家政治经济的控制，将日本从封建社会带入政治上更高效的中央集权的帝国社会，这是中国在秦朝就完成的转变。

明治维新未将日本带入正常国家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生产力飞跃，并不是因为“大一统”的国家组织形式有多高明（虽然破除封建壁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更多的是来自时代的红利：从西方吸收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日本并没有什么原创科技，既没有经历文艺复兴，也没有启蒙运动。日本的国家组织形式，依然是个野蛮的早期帝国社会，除了生产力提升之外，日本社会的整体认知水平，依然是中国秦代的水平：唯皇权是从，穷兵黩武。这一点在之后日本法西斯时代体现得非常清晰。

二战时期的日本法西斯思想，大部分来源于明治时代的维新志士以及他们的学生；日本法西斯分子热衷的“神风”“切腹”，也都是幕府时代效忠封建藩主的把戏。不论是从西方基督教国家还是从东方儒教国家的角度来看，明治维新并没有将日本变成正常的近现代国家，不能仅仅从军事、工业就判断明治维新带有显著的社会进步意义。它带来的不过是个有利于一小撮政治权力集团的集权社会，平民依然被剥夺政治权力，贫困依然是普遍性的。日本获得正常国家地位、步入现代国家，是由1947年的“和平宪法”确立的，这是今天日本国民依然感激麦克阿瑟将军的原因。

对于大一统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讨论，是徒劳无益的，这不涉及问题的核心。形式上的大一统不能保证文明的进步，恰恰相反，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出现大一统的帝国政权根据权力集团自身的好恶，对中华文明进行篡改和摧残。几次著名的篡改，比如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压制非儒家思想，汉儒还篡改以前的古典思想，抛弃儒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民贵君轻”思想（孟子）；明代皇帝朱棣编纂《永乐大典》，对文化经典进行删改存留，使得很多经典从此绝迹；类似的，清代乾隆修纂《四库全书》，如法炮制，还大兴文字狱，有过之无不及；步入20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四旧，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人进行又一次大清洗。这些都是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不论什么样的国家组织形式，核心问题是权力边界的划分。绝对的权力，或早或晚，一定会对中华文明产生负面影响。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规模权力划分上的变动，都在政治经济上引起深刻的变化。以财税制度为例，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的文革，财税权在中央和地方、企业之间反复横跳，社会整体极为混乱；1978年开始的改革，是放权时期，也贴合当时即将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整个社会欣欣向荣；1993年在时任总理朱镕基主持下的财税改革，又将地方财政收归中央进行再分配（《朱镕基讲话实录》），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财政萎缩，不得不通过之后的房地产、炒作土地价格，获得维持地方政府运转、进行地方建设的资金，是造成今天全国性的房地产和债务危机的一部分原因？这些政治经济政策，塑造今天的中国社会。当我们看到“内卷”“躺平”这些词汇频繁出现在中国媒体中，没人会觉得这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礼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实，从日本身上应该能看到，要成为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首要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有体现“天下为公”精髓的宪法体系，因为只有一个高于一切政治权力的法律制度（legal institution)，才能有效分配和制约权力。

核心问题是须要宪法制约

人对权力的贪婪来自人性，任何人都有权力欲：获取权力的目的是获取更多权力。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台湾的蒋经国、新加坡的李显龙，这些曾经手握至高权力，却因尊重宪法和人民利益而放弃权力的人，屈指可数。

大一统的集权制或是联邦制，这些国家组织形式并不是原则问题，只是方法问题。核心问题是须要有宪法对权力的分配和制约。只要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宪法至上的精神，就不可能是一个现代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到“和平宪法”之前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经济成就有多大，只要在法律制度上没有改革，存在某种政治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情况，经济上的成就反而可能造成灾难性结局。

我觉得，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还粉饰掩盖、顾左右而言他，那是真的危险了。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