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政府在“茁长SG计划”下宣布，学前教育中心须遵循一套关于儿童屏幕使用的行事准则。一些学校认为，统一指南有助于加强与家长的共识，方便协调教育方针。这项举措立意良善，但网上舆论迅速炸开了锅——冷嘲热讽的矛头并非指向政府，而是直指那些过度依赖“数码奶嘴”的家长。
读着网友的留言，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正是他们挞伐的对象——那个“未尽父责”的家长。孩子哭闹时，我始终依赖手机来代替安抚；工作繁忙时，平板电脑成了临时保姆。这种“省事”的做法，掩盖了父母在陪伴和教育上的缺失，屏幕的魔力也早已代替这份本该由家长亲自承担的责任。
政府推出准则，无疑传递正确的育儿理念，但谁不明白过度依赖科技产品的危害？由于家中的小孩语言发展迟缓，语言治疗师每月见我时，都不免会循例问我，“这小孩每天究竟花多少时间盯着屏幕？”就算对方并无任何苛责之意，我提供的“数据”总是灌了很多水分，潜意识地先自行减轻罪恶感。
当政府摆明姿态，强调长时间接触屏幕的危害时，为人父母者在意识到自身的育儿方式是如此的不合格时，很难不心生愧疚。这种焦虑不仅来自对孩子的担忧，也来自于对自身行为的反思。然而，育儿从来都不只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私事，更是一个社会如何支持家庭责任的体现。家长的行为往往受到社会环境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既让父母感到力不从心，也揭示育儿过程背后更大的社会责任。
父母本应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在这数码原生（digital native）时代，家长仿佛陷入一场毫无胜算的拉锯战。科技产品的普及改变育儿模式，但这并非仅仅是家长的选择，有时还是被工作压力和生活琐事“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双薪家庭如今是城市的主流模式，高昂的生活费迫使父母同时工作以维持经济稳定。然而，这种经济压力大幅压缩育儿时间，家长在长时间工作、通勤之后，往往身心俱疲，难以投入高质量的亲子互动。
每天面对应付不完的柴米油盐，“手到擒来”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往往是我的“救急”工具——在外是不让小孩闹事扰人的法宝，在家是维持宁静秩序的利器。这方法立马有效，后遗症也多，我心知肚明，但在左支右绌的情况下，通常也只能出此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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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疏离，也让家长面临支援资源日益匮乏的窘境。传统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逐渐瓦解，我属于晚婚族，更是错失祖父母能协助照看孩子的“红利”。邻里间的社交联系淡薄，使得家长难以依靠近邻或亲友分担育儿责任。加上工作时间异于一般上班族，左思右想，最终只能勉为其难地聘个女佣代为照顾——她能把小孩顾好已是万幸，至于这小家伙一天里究竟盯着屏幕多久，往往已经不是首要考量。
不时和同辈友人聊起育儿经，都感叹彼此深陷在眼前这个“结构性难题”里，总认为它进一步放大现代父母在育儿方面的孤立感，即便深知“数码污染”会带给小孩的发育极大的不良影响，也还是难舍这一种“不得已的便利”。
讽刺的是，我们自身也难以控制对屏幕的依赖——工作需要、娱乐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在占据我们的注意力。这种使用屏幕的矛盾，不仅削弱为人父母作为孩子榜样的作用，也加剧孩子依赖科技产品的模仿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现实下，育儿不仅是一项个人选择，更是一种被社会条件深刻影响的“集体任务”。个体能力的不足，常常反映社会支持体系的缺失。面对这些问题，究竟须要多大的变革，才能帮助深陷困境的家长，从这无限迴圈中跳脱出来？
那些大大小小的屏幕，就像小说中的魔戒，既具有威力无边的魔力，又拥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当然，退一万步，身为父母始终无法推卸教育孩子的责任，以上所述“困境”种种，充其量也只能当是一个父亲为自己开脱的托词。或许我只能反省：为何眼看政策已经走在前头，自己却始终跟不上步伐？面对网友各种排山倒海的指摘，我还是先放下手上的手机吧。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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