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万斯2月14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惹怒了欧洲，他猛烈抨击欧洲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倒退，欧洲政界及媒体认为万斯演讲罔顾外交礼仪，呼应几个世纪前美洲新大陆定居者对欧洲旧大陆的指责：暴政、虚伪和寄生。盛怒之下，完全不关注万斯演讲的最关键部分，反映全球政治的根本转变，一味指责他未带去乌克兰解决方案，未就中美关系发言。欧洲人忽视万斯讲话中论及的全球化转折点上的因应之道，却盯着即期解决方案这种“术”，成了中国成语“买椟还珠”的现实版本。我真的为欧洲感到惋惜，因为万斯的讲话，正好反映全球化逆转形势之下的美国因应之道。

MAGA因应全球化逆转而生

美国部分清醒者早就意识到，特朗普2016年横空出世，乃因全球化进入回水湾，美国处于旋涡中心。前总统奥巴马奠基于否认美国二战以后外交政策之上的全球化（美国不是领导者，只是伙伴，以道歉赎罪的形式援助全世界），在美国国内形成三个层次的脱离：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焦虑失去痛感；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忘了是本国纳税人供养政府；因为这两个层次的脱离，导致第三个层次的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利益完全不一致。

第三层次的脱离，用大白话说，就是民主党政府利用政治权力，迫使美国纳税人敞开口袋供养全球的人，从奥巴马至拜登时期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是其中一个庞大群体，尤其是拜登四年进入美国的3000余万人。美国国际开发署原定目标并无不妥，经过奥巴马时期改造，成了为美国极左派在全球推行进步主义价值观服务的机构。在拜登四年任期花费2000亿美元（约2683亿新元），不仅腐败丛生，重点经营项目竟然是在全世界推广变性与lgbtqi+性少数彩虹文化。现在，多数美国人认识到这种彩虹文化与美国利益无关，但拥抱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早就是彩虹文化先锋，至今仍然乐此不疲。

应该说，万斯在欧洲所言，对于习惯了“人权高于主权”“你有大炮我有鲜花与爱心”这类高大上演讲词的欧洲政客，确实是强刺激。冷战结束之后，欧美之间在对全球化的认知上差别越来越大。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部分美国人已经意识到，美国这个全球化第一推手已经受到全球化的严重伤害，不再愿意背负世界各种包袱一同沉没，终于在2024年选择了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欧洲各国因为是世界左派发祥地、马克思主义的老巢，左倾历史源远流长，美国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才是背叛了西方价值观。

延续冷战模式还是承认多极世界？

1990年代初，苏联崩溃结束长达40余年的冷战。美国方面以政治学家福山那本《历史的终结》成了全球化的“圣经”，地缘政治取代冷战。曾任国务卿并成功预言苏联崩溃的冷战大师布热津斯基，为今后的美国及盟友规划好地缘政治蓝图：北约持续东扩，让俄罗斯失去乌克兰，不再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只能蜷缩在亚洲的远东地区（这一点美国与欧盟通过2014年的乌克兰“颜色革命”达到了）。

但布热津斯基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战略构想，却被拜登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布氏反复告诫美国政治家：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要谨防中俄伊朗和朝鲜尤其是前两国结盟，一旦这些国家结盟，美国将难以对付。一切被这位冷战大师不幸而言中，俄乌战争持续三年多，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北约，面对得到中国暗中支持的俄罗斯，无取胜可能。这场20世纪延续下来的对抗是否应该持续下去，欧洲显然坚持这点。这不是因为欧洲有什么大战略，而是它无法整合昔日对手。

对在任期内同时支持两场战争，且应付不了红海胡塞武装的民主党政府，美国选民十分不满，在民主党内政外交包括意识形态几乎全面破产中接管美国的特朗普2.0，显然不想继续这场对抗，在承认今后是多极世界（国务卿鲁比奥近日讲话中提到美中俄这一新的多极世界）的前提下，目前特朗普正积极促使俄乌和谈，甚至不须要欧盟参与。

但欧盟包括大国法德却完全不能认清形势，本国问题丛生，包括迫在眉睫的伊斯兰化问题，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却在思谋自己也必须成为“一极”，靠不上美国就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比如德国就是一例，尽管自俄乌战争以来，前总理默克尔及前任施罗德开启的德国模式（能源靠俄罗斯，市场靠中国）虽然破产，却还想继续这种模式。

正如《华尔街日报》2月10日《德国经济模式崩溃，可没人能拿出B计划》一文中说的，如今世界正在远离德国制造，德国却没有B计划，原因是国民“多年来被宠坏了”“直到最近，这场缓慢的经济崩溃带来的影响还仅限于报纸社论和经济数据的发布，对选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任何要国民付出代价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

跨大西洋合作岌岌可危——北约的前途

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跨大西洋关系的韧带。自那以后，美欧在军事上连为一体，形成当代最密切的同盟关系，美国一直是这一关系的主导者。

冷战结束后，欧美关系虽然没有因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而疏远，但价值观上已经有了微妙差异，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文称，自由民主已经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今后不再有意识形态和制度冲突，历史因此终结，这一观点被欧洲全盘接受，并成为他们思考世界关系的新出发点。但美国还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存在且影响甚大，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论之影响旗鼓相当。从此在价值观上，欧美出现微妙差异，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欧洲亲近意识形态相近的民主党而疏远共和党。但美国脱离大西洋伙伴关系的萌芽，却始于2001年上台执政的小布什政府。

小布什政府深受新保守主义思潮影响，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新保守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可以自主行事。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由于法德等国反对联合国授权美英对伊动武，同时反对北约协防土耳其，引发大西洋联盟内部“自北约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美国外交政策发生方向性的根本转变，布什政府不再依赖传统联盟，而是依赖“基于自愿的军事同盟”。

可以说，脱离欧洲的战略在小布什时期萌芽，特朗普只是说出美国早就想说出的话，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本国防务开支，只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近几年，就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多次谈到北约脑死亡、欧洲正站在悬崖上这类话。

2016年是美欧人民对本国未来做出不同选择的关键年份，特朗普当选被欧洲与美国左派视为灾难，拜登当选被他们视为全球化（世界主义）的福音。幸运的是，在西方左派政治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多数美国人民不想被煮熟，奋力一跳，与特朗普形成合力，从温水里跳了出来。但身处社会—共产主义发源地的欧洲人，在本国福利温水里活得太舒适，加上欧洲以二等国力，傍着美国坐在全球化列车的头等车厢里，享受着借光得来的强国荣耀，根本不想结束这一旅程。

因此，万斯的话不仅没能对欧洲政客起当头棒喝之作用，反而让他们恼怒异常。旁观者清，如果欧洲政界能够冷静下来，意识到万斯讲话其实是提醒欧洲改变因应时局之道，那才是欧洲人之幸。

（作者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