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笔者读到一篇网文，详细阐述中印文化差异，并试图解释为何印裔在英美社会更能融入，能涌现大批企业高管，在英美政坛博弈，担任政府高职，没有违和感。文中提到印度人的信仰，对内部等级制度的接纳，对“管理”的痴迷，对英美主流文明的认同和内部互相提携等种种因素，极有助于理解为何“印裔在美国比华裔成功”这一似乎存在又常常困扰华人的命题。

笔者曾研究印度佛教、佛本生故事的在华传播，并有英文专论发表，也无数次感叹古印度人的想象力，至少在把动物拟人化方面，以及早期佛教理论的深刻和丰富，确实远远超过中国人。即使读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间偶尔记载涉及动物的民间故事，寓意之深刻和复杂，也超过同类古代中国传说。中国人确实也要承认，印度文化包括音乐和舞蹈、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其实远远大于中国古代文化对印度的影响。即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而论，也是以印度文化中可以反复变化的猴子为模板创作。这种猴子形象，在英美大博物馆里印度文化部分随处可见。

但是，仅仅以政客和高管在当代西方人数众多，而强调印裔如何成功，在笔者看来，也容易让华裔忽视自身强项，产生过度的自省，甚至得出一定要在政经领域和印裔一较高下才能“成功”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对比忽视中印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忽略华裔历史的独特性，也没有注意到华裔的真正优势，实际上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首先，认识到印度文化在宗教和艺术上的优胜之处后，要体认中国文化在历史感方面的优势。

事实上，印度文化长于玄思而弱于历史记录，已是公认的特点。中国人不仅有极悠久的史学书写传统，还极为善于——几乎是本能地——利用保存历史记忆的方法，在英美社区延续母国认同和记忆。

笔者今年初在旧金山华埠参观，就注意到有一家民间自建的华裔美国历史博物馆，可惜因为内部装修而未能入内参观。在今年夏天一次纽约曼哈顿华埠之旅中，笔者再次注意到，在熙熙攘攘的华埠商业环境中，也藏着一座精心陈设和管理，内部干净雅致的小型华裔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文字介绍强调华人曾经受到的歧视和凌辱，但更多介绍华人的坚韧和适应性。在介绍中餐“杂碎”时，博物馆文字这样说：“被排挤和歧视的华人，一直艰苦地寻找求生方法……华人于是借着杂碎这道菜，吸引猎奇的游客走进（唐人街）这个处于经济边缘的贫民窟。“有一个板块，用中英文大大地书写着“自强不息 The Rising Spirit”，令人感慨万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华人和英美社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紧张的。最初的华人移民在母国都是在地理和经济上也处于边缘，又大胆敢闯，而且头脑灵活的一部分人。他们为了生存和为家族带来金钱和荣耀，一直在西方社会的边缘挣扎，历经奋斗抗争，自强不息才立足下来。

华人对自身历史的敏感，不仅导致建立博物馆延续记忆，也体现在纽约曼哈顿华埠树立“林则徐”这个较少政治争议的人物塑像，并很巧妙地把林则徐定位为“世界禁毒先驱”，而非抗英“民族英雄”。这里定义上的文化灵活性，同样可以解释华人可以自创本不存在的“左宗棠鸡”这类新菜，在美国不仅生存，还大获成功。

笔者想要指出，正因为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对记忆的执着，对现实的剖析，华裔才能产生一大批虽然不出生在美国，英语也不是母语，但仍能以英文进行文学创作，并在文坛取得一席之地的作家如哈金和李翊云、博物馆中展示的汤亭亭，以及能对美国社会准确把握并进行艺术呈现的中国出生导演如赵婷。

与英美社会复杂关系催生深刻作品

华裔，以及整个东亚裔，在美国种族图景中的外来者位置和调适的努力，也导致韩裔中出现对自身经历进行深刻反省的作家和作品。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说这些成就一定高于印度裔，而是想指出，正因为有了东亚裔和英美社会之间的艰难复杂关系，以及东亚裔的某种疏离感和自省意识，才能产生出深刻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是华裔和东亚裔应该感到自豪的。同时，一些不是完全定居美国的移民，如导演李安，能够用普世的电影语言，拍摄反映普世人性困境的电影如《卧虎藏龙》，其间涉及的三个女性，就隐喻了三种道德形象和人生选择。

完全没有在西方长期生活经历而深深植根本土经验和意识的中国大陆导演如张艺谋和贾樟柯，台湾导演如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香港导演如王家卫、陈果，可以一再地在西方电影和知识界激起关注和讨论；在中西交汇文化环境下创造无数经典人物形象的演员如甄子丹、杨紫琼、成龙、梁朝伟能在世界影坛屹立不倒。这些应该都不是印度宝莱坞可比。

笔者当年一位教研领域和中国完全无关的美国白人女同事，就曾津津乐道地感叹说“巩俐是中国的梅丽尔·斯特里普”，什么角色都能演好，还说《卧虎藏龙》里郑佩佩饰演的“碧眼狐狸”像个“巫婆”，可见华语电影之深入人心。

第二，如果我们拓宽视野，不只是看到政客和企业家，确实要承认中国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是多角度、多方位的。去年7月，就在曼哈顿一家米其林广式点心餐馆，笔者一家就见证邻座一位美国本土白人导游，带着一个小型的美国白人家庭旅游团品尝点心，光是点心的特色和吃法，导游就边吃边讲了一个小时。我们还听到导游介绍自己来自新泽西州，那里文化很多元，而他还学会广东话。在曼哈顿华埠，我们也见到其他旅行团，带队的都不是华人而是本地美国人。可见即使唐人街这样远离中国本土，甚至在很多中国内地游客看来又脏又乱的文化移植区域（enclave），都有巨大魅力。

笔者去年农历新年期间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观看舞狮表演，也有点惊异地发现，舞狮队队员并不是华人而是美国本土爱好者。笔者在美国定居20多年，确实不觉得印度菜和印度文化有这样广泛的吸引力。也许各种形式，不论烹调还是文艺，都是中国人真正擅长的——多元表达。

第三，东亚民族并不是只会埋头干活。如果一定要关注政客和高管，则我们必须承认，整个东亚民族特别是第一代，因为英语不是母语，在口头表达上确实会吃一些亏，这是很难弥补的；另外，东亚民族普遍平静内敛，而笔者接触的印度同事和第二代印度裔也普遍外向、话多、热情，这可能也是非常难以改变的，但外向和善辩当然有利于从事西方文化下的“管理”。

印度为什么不会被西方看成威胁

然而，华裔所谓温和顺从的“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刻板印象，不仅被曼哈顿华裔历史博物馆直接批驳，在笔者经历中也恰恰相反。和所谓中国人一声不响默默干活的（自我）刻板印象不同，笔者接触过、认识过、交流过以种种形式，或抗议，或质疑，或在美国法律和政府行为的框架内从事维权和倡导的活动人士，深深感觉华人的“问题”恰恰不是温顺，而是质疑和试图改变。正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而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确实有着对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有独立判断，而非印度文化里的各就各位，乐天知命，因而很多华人都有过与美国体制发生冲撞的经历。

当然，当主流体制处于绝对强势的时候，沉默和顺应肯定是聪明的做法，而质疑和维权是危险和不受欢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印度裔的“成功”，除了语言文化的天然优势以外，恰恰是积极在社会政治意义上顺应和进入其内部的结果；而很多中国人在美国的挫折或者挫折感，恰恰来源于对体制的质疑和批判。在笔者看来，即使作为政客的杨安泽（Andrew Yang），也是一个比较另类的角色。

第四，如果上面的海外移民经历和心路历程，多多少少还是折射母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和文化境遇，的确也可以由此解释，印度为什么不会被西方看成威胁。在笔者看来，它没有威胁，也没有威胁的实力与意愿。因为在下层认命（传统文化），上层西化（殖民文化）的影响下，当代印度没有任何质疑的心理基础，也没有拿出独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那种能力，只能永远生活在西方英语世界的阴影中，获得一份“半个自己人”的“信任”，并加入强势文化已经设定的游戏，去获得一个显赫的位置。这是舒适和安全的，但是，借用印度底层研究理论家的话，处于全球政治经济中下层的印度，又真的在全世界“为自己立言”了吗？

这样的“信任”，由于东亚文化传统和西方的差异，由于中国人作为民族积极进取，不认命，可以调适但仍然保持自我，而且时常审视和批判的个性，注定不论是中国本土还是英美华人，都很难去获取一种强势他者阴影下的完全认同。

笔者今年接触在英国经商，定居20多年后回台湾生活的商人，感觉对方本质上一点也没有西化，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对西方充满审视和批判；也有相识几十年的香港友人，在英国读书、就业、成家、奋斗20多年后，还是以能回到香港为乐为荣。

因此，我们即使不去判断谁更好，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中西方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华裔和印裔是如此不一样，而母国的命运也如此截然不同，华裔学不了印度裔，只能在承认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强项，发展作为个体的自我，过度自省倒又犯了太“反求诸己”的老毛病。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