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通过香港动画片《麦兜的故事》，认识到长洲岛的传统民间竞技——抢包山，觉得很有意思，因此最近二游香港时，去了一趟长洲。在长洲大半天的光景，除了具特色风味的景物，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好几家格局不大的护老院，以及不少搀扶着年长岛民、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的印度尼西亚帮佣。年轻人大概到市区里工作了，留在岛上的长者须要看护。于是，就出现了从千岛之国千里迢迢来到东方之珠一个小小离岛的候鸟现象。

因为将近20年没到过香港，我对香港人口结构变化的观察比较凭直觉。其实，外籍劳动者的人数在香港逐年递增，尤其是印尼籍帮佣，早已成为香港人身边熟悉的陌生人。

香港教育大学的陈锦荣教授认为，香港对于“陌生者”的课题，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些城市里的“陌生者”，只活动于特定的社会层面，他们是有用的、被需要着的。然而，跟香港历史中那些享有特权的欧裔“快乐陌生者”（happy stranger）不同，东南亚裔和南亚裔的陌生者，往往处于社会阶级的底层，主流人口常常忘记他们的存在。

新加坡的情况类似吗？若不是2020年冠病疫情期间，客工宿舍发生集体感染，我们或许忘记了在新加坡生活着那么多的客工，支撑着岛国的发展与繁荣。庆幸的是，那次事件以后，客工的居住环境得到改善，福利也获得关注。

然而，在周末和公共假期，本地人和庞大的外籍劳工人口，要在小小的岛国共享公共空间，并不是容易与和谐的事。香港作家陶杰2000年初的《中环之死》一文提到，英殖民政府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前，开始放任外籍帮佣每星期天在最精华的中环地带聚集、野餐。他认为中环一旦平民化，就没有了中环的class（格调），所以他说中环已死。

这样的文章，如果在觉醒文化流行的今天发表，相信会招来读者的口诛笔伐，骂他精英主义、缺乏包容心等等。但是，如果新加坡读者曾经试过在星期天，从政府大厦地铁站步行到国家美术馆，或农历新年期间去圣淘沙岛、东海岸公园等景点，那种直接和强烈的感官冲击，可能会让我们对陶杰那篇文章感同身受。

为了避免“政府大厦之死”发生，同时也考虑到客工的团契和休闲需要，政府应该尽快规划和规定哪些区域可以聚集和野餐，不能任由前往国家艺术殿堂的步道和草坪被“占领”。毕竟，不同的公共空间有不同的功能，对环境的清洁与雅观有基本要求并不为过。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籍劳工，都应该遵守条规。

在香港工作七年以上的外籍人士，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但这个条例不适用于外籍帮佣。无论在香港住了多久，如何受到雇主喜爱，外籍帮佣始终无法成为香港社会真正的一分子。这也是新加坡社会目前的写照。

谨慎筛选，让长期生活在本地，并愿意融入本地社会文化的非高技术外籍人士，享有永久居留权的建议，已有所闻。这些人士为新加坡的发展付出毕生精力，若能成为永久居民，他们会对归属国心存感激，他们的下一代也应该会更珍惜这片国土所赐予的机会。

我居住的环境年长者比较多，常常会跟照顾他们的外籍帮佣打照面。有的帮佣对待老雇主比儿女更体贴。有一次，我看见一名女佣望着开走的德士流泪便上前慰问。原来老雇主病倒紧急送院，女佣心焦如焚。老雇主出院以后，形容枯槁，好像不太行了。几周后再碰见女佣时，她正欢欢喜喜地推着老雇主在社区里四处逛逛，而轮椅上的老雇主，早已被女佣悉心照料得健健康康。身为邻居，我看着都感动。如果那名女佣能成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本地人不但不会觉得她是来抢饭碗的，反而会欢迎她的居留。

外籍人士议题复杂而多面，结合族裔与宗教人口平衡的挑战，必须审慎处理，没有一刀切的方法。大选将至，也许有心人士又会拿这个话题来炒作。希望各方在理性探讨对策的同时，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来看待我们身边的150多万名客工大军。

（作者是本地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