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回顾2013年以来中国言论界的变化，恍如隔世。当年中共中央发9号文件，在意识形态上拨乱反正，明令高校“七不讲”，包括不讲“司法独立”“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前总理温家宝的普世价值派被全面推翻。最早的信号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撤稿，因为社论称“中国梦”为“宪政梦”。之后整个编辑班子换人，南方报系衰落。微博甚至微信阵阵寒意，人人自危。艺人如赵本山被冷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盼告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以便改正，甚至害怕到主动提出，要把自己所有财产献给国家。天则所、《炎黄春秋》杂志和许多其他言论口被封杀。最高法院颁令：凡谣言被转发500次以上的，要负刑事责任。

反观现在，自我审查放松许多，网上什么言论都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批判，对时事的针砭，对政府的抱怨。张维迎等自由派能够不断发声。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官媒意识形态少了，事实报道和深入分析的节目多了。这些验证毛泽东的话：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

这个变化在国外很少被注意到，经常听到的仍是：中国不是一个能够倾听批评意见的国家。不久前英国一个华人说，中国不需要人才，只需要奴才。这话的极端性在中国激起一波口诛笔伐，但也激发了一股股内省的暗流。对批评意见的油盐不进是个体制问题。

古今大一统

中国的历史验告诉我们：凡是中央集权强大时，中国就兴旺发达；凡是皇权式微、豪强四起时，中国则衰落，人民水深火热。一个明显的例外是满清强大中央集权，能够消灭准格尔汗、统治雪域高原，却没能阻止衰落和百年耻辱。究其因，大抵是农耕文明只需要守旧，不需要创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历史只有反复，没有进步，这是因为那时根本没有进步的概念，只需要社会稳定以保证依照农历的循环顺利，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维稳最有效。欧洲和日本的分散的封建体制，反而成就工业革命的突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央集权对稳定仍有价值，而稳定产生的长期预期有利于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但这必须是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稳定。所以，时代不同了，不能片面总结历史经验。

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体制的因循守旧是不言而喻的。它应付集权弊端（如滥权和徇私枉法）的政治智慧也是很了不起的。中国没有三权分立的哲理，但发展孔孟正统来统一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发明谏官制度来制约皇权、早朝制度来实行宫廷民主、太傅制度来从小培养皇帝思想和行为的正统。对于黎民则软硬兼施，实行仁政以收服民心，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来吓阻不轨行为。这是以孔孟正统为核心的文明国家制度，共识达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

再看当代中国，新正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它的理想。毛泽东在文革中以马列正统为准绳来推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他独创的制约权力的方式。但传统的太傅，早朝和谏官制度没有了，大一统的金字塔权力结构更加严密。

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造成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忠诚成了官场最高价值。唯上，只有自己权益受损时才发声，不为原则和价值出头露面。 “五湖四海”是口号，用人唯亲是常态。

批评上级是犯傻和自杀。魏征出现的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古今体制的共同点是从来没有放开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两者都是滋生小人而不利君子的生态环境，程度不同而已。

列宁主义先锋党体制天生是“伟大领袖模式”。过去的皇帝无论如何昏庸，只要血脉正统，上位程序合法就行；今天的“伟大领袖”必须无所不能，无处不是权威，无事不能发“最高指示”。

领袖的“英明”必须以“臣子”的“愚钝”为衬托，而“臣子”也不得不装傻卖乖。于是少有实质意义的政策讨论。

打江山一代的“伟大领袖”可依仗历史功绩，后辈按部就班提拔上来的领导人没有这个本钱，只能不断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强调纪律和规矩，而且任人不得不唯亲，严惩“不忠”。“维护领导人的权威”形成强大政治正确的压力，使官员更加小心谨慎，两眼朝上，对上而不对下负责。

最后还有革命党的斗争哲学和运动式运作方式：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满腔怒火满腔仇。毛泽东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现在的“四个伟大”之首就是“伟大的斗争”。

斗必有敌。这样，对批评油盐不进的完整的体制机制就形成了：在敌我意识下，听到批评意见的人，即使认为中肯也难以向上转述，因为忠言逆耳，而做官的要旨是要上级满意。传递逆耳之言是找没趣。相反，分清敌我，立场坚定，坚决维护上级，将善意批评者推向“敌对势力”来大批特批，方能表现自己的忠诚可靠。记者写的内参和智库递交的研究报告，也摆脱不了这种激励机制。越是铁板一块，越是油盐不进。造成的信息流扭曲也是个老问题。

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这个片面的信息流业已汇成举国自嗨的洋洋大势。一面之词的独白造成的政治正确巨大压力，足以震慑任何不同意见，支撑一边倒和一意孤行。百年国耻积贫积弱之后须要心理治疗，总想听外国人夸赞，听得不够就自夸，这可以理解，但因此丢弃不同意见碰撞得来的好处，就是自我封闭。这些年来自嗨专家广受欢迎，他们将激动人心的赞歌唱得出神入化，并顺着听众的情绪不断转调，俨然成为口舌民族英雄。然而他们表演的最主要对象是上级领导人，因为只有后者能给他们表演的舞台。

当下流行以“伟人”指代毛泽东；毛也当之无愧。他领导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秉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新中国成立那样划时代的成就，他也没被冲昏头脑，及时告诫全党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同现在全民自嗨，完全忘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古训，对内猛灌鸡汤，对外一触即跳，形成鲜明对比。

上海有一个专对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的电视节目，常常呈现典型的自嗨场面。虽然本人赞同它的一些观点和论断，但从方法论上来说，它与真理和真相都无关，是收视率广告的商业运作，鼓起来的是名人的腰包，反映出来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是不成熟的国民性和片面的思想方法。战狼外交产生的机制也类似，只不过是面对外国人的独白，在外交上或正或负、或多或少都起了些作用。

拥抱人性的陷阱

毫无疑问，外来的声音中有不少恶意攻击和“敌对势力”的操纵，但更多反映的是人性之弱点：处在同样位置，中国人一点也不比他们强，所以骂人等于骂己。逆耳的言行中也不乏善意或客观的批评和评论，但在人性非白即黑思维惯性和斗争哲学下，统统被视为敌意挑衅。一棍子打死，自己痛快，而且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与附和，这在流量时代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它造成的一味从众，缺乏思考、批判和识别能力的暴民心态。比如将“五千年历史”视作优越的酱缸思维。这种现象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制造民族浩劫，在美国造成两党之争极端化，敌对化，在德国造成希特勒上台和对外扩张，在苏联造成大清洗，在法国革命造成野蛮血腥，在柬埔寨造成红色高棉的大屠杀。

除了极端民族主义外，在个人层面的效应是“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特点是对威权的盲目绝对服从，对弱者的鄙视和侵略性；将一些理念和象征绝对化、神圣化；反智主义；对异己的歧视和妖魔化；以及非白即黑的思想方法。另一个是投机人格。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怕乱、怕分裂？因为缺乏人格的互信：一旦老大垮了，大小头目都认为自己理应坐上龙椅，谁都不服谁。这说明公民社会不发达，民间没有协调关系的共识和自然机制程序。乱世靠拼抢上位，和平时期靠行贿和拉关系上位；共同特点是不公平。社会不公则不稳。在经济生活中是无底线的欺诈——金三角电诈园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意识形态的困境

上文提到，传统中国靠孔孟之道达成大一统，毛时代用马列主义取代之。遗憾的是，在市场经济中这个正统不灵了，无法用作日用评判标准，但又无法放弃它：正如习近平所言，没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鉴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说中国共产党行，这有事实根据。无论情愿与否，中外各种势力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在借鉴效仿中共，但他们绝对不是在学马克思主义。中共将取得的成就归因于“马克思主义行”，显然是对改革开放误导式的总结，同拜登说“民主行”（democracy delivers）大张旗鼓搞“民主峰会”是异曲同工，都是“从历史刮来的冷风”（blast from the past） ，都面临意识形态创新的挑战。对理论不那么自信了，重新引进文化传统也不是根本方法，这恐怕是言论相对放宽的主要原因吧。

作者是旅居美国学者、时事评论员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