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前首相阿都拉逝世，掀起对他执政功过的再审视。不同于前任马哈迪22年的强人统治，他以宗教学者和外交官背景，提出“伊斯兰文明”（Islam Hadhari），试图调和伊斯兰价值观与多元社会需求。这一愿景助他在2004年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国阵史无前例地囊括逾九成的国会席次，公正党甚至输剩一席。强大的国民委托为他的改革铺平道路。

半年后，最高法院推翻安华的鸡奸罪指控，结束他六年牢狱生涯。表面上看，这是司法独立的胜利，但更多人将之解读为阿都拉的政治算计。安华因与马哈迪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分歧被革职，被广泛视为政治迫害。阿都拉借释放安华，向国际社会展示“新马来西亚”的法治姿态，同时削弱马哈迪的政治遗产，进而巩固自身在巫统的权威。

释放安华，确实在短期内为阿都拉赢得赞誉。国际社会对马国法治的评价回暖，国内改革派也对他温和形象寄予厚望。不过，阿都拉低估安华的号召力。这位在狱中成为改革运动象征的前同僚，出狱后迅速整合公正党，甚至还说动视彼此为仇雠的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党携手，组建人民联盟（民联）。

2008年大选，民联打破国阵三分之二多数席位的垄断，还破天荒夺下五州政权。这场“政治海啸”动摇巫统根基。批评者认为，释放安华是阿都拉的最大失误：他试图以宽容换取政治资本，恰恰为在野党的壮大提供空间，这是在自掘坟墓。

若将安华的崛起全归咎于阿都拉，未免失于偏颇。在马哈迪时代，种族与宗教议题被高度政治化，土著优先政策加剧非马来族群的疏离，安华监禁更成为社会裂痕的象征。阿都拉释放安华不像单纯投机，更可能是出于弥合分裂的理想，间接地释放整个国家长期压抑的改革能量。

然而，他执行政策时缺乏决断力，甚至未能整合巫统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也未能在安华出狱后巩固自身联盟，却也是事实。结果，释放安华非但未能加分，反而招致巫统内部不满。马哈迪公开批评阿都拉“软弱”，指他无力掌控局面。这种压力进一步削弱他的权威。

如果说释放安华是阿都拉主动掀起的风暴，“四楼男孩”干政丑闻则是他被动陷入的泥潭。“四楼男孩”是指首相办公室第四楼，以阿都拉的女婿凯利为核心的年轻幕僚团，被指越权干政，架空部长与官僚。在阿都拉入主布城的那几年，媒体与政敌将政府的种种失误归咎于这群“男孩”，从经济政策摇摆到反腐承诺落空，无不被贴上“四楼干政”标签。马哈迪甚至在迟至2021年，仍以此来攻击已经退休多年的阿都拉，称他被“家庭政治”操控，丧失领导力。

其实，“四楼男孩”更像是体制内旧权力塌陷后的副产品。首先，阿都拉的权力基础不稳。作为马哈迪的指定接班人，他在巫统缺乏派系根基，试图通过提拔年轻幕僚打造忠诚智囊团，却触怒党内派系。凯利作为巫统青年团领袖，尽管能力出众，但在老人政治圈里始终是“外来者”。其次，阿都拉的反腐承诺与现实脱节，高调宣扬清廉政府，却未能遏制巫统裙带主义。经济放缓、油价飙升引发民怨时，外界也自然而然地认为他的亲信应该“概括承受”。

“四楼男孩”是否真如批评所言，颠覆阿都拉的执政？他们或许确实影响国家廉政计划和经济走廊等政策，但这些被勾勒出来的宏大蓝图大多流于形式，最后也都一一烂尾。与其说是干政，不如说是阿都拉优柔寡断的性格所致——他既想改革，又不愿得罪既得利益者；既倚重新世代，又不敢打破旧秩序。这种矛盾使“四楼男孩”成为众矢之的，导致改革议程半途而废。2008年大选的“惨胜”，迫使阿都拉隔年让位给纳吉。讽刺的是，纳吉的一马丑闻将国家推向更大的危机，相比之下，“四楼男孩”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此时盘点阿都拉的功过，着实难以成败论英雄。在“后强人时代”登场的改革者，往往面对相似困境：在旧体制无法轻易被撼动的前提下，任何温和改革都会变成被牺牲的前奏。也许最让大家意外的，是这位温和而不坚决的前首相虽然把一手好牌给打成烂牌，却也还是打开新的政治想象，以失败的代价永远地重塑马国的政治生态。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