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三人谈”论坛的举行，恰逢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怡和轩俱乐部作为新加坡华社的重要社团，走过130年历史，殊为不易。怡和轩的历史，其实也是我们观察华社以及华社与中国百年互动的一个窗口。本人是怡和轩的董事，另外一位主讲者李慧玲是怡和轩130年历史上第一位女会员，所以我们陪同香港来的梁文道上台一起讨论华社未来观，也是义不容辞的工作。

二是今年也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立40周年。当天26日上午刚刚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楼，举行宗乡总会40周年纪念标志揭幕仪式。蔡其生会长致辞中也专门介绍这场怡和三人谈。总会40周年是新加坡华社发展的重要阶段性节点，华社社团间的互动也十分令人鼓舞。

另外两个时间节点则是国家层面的，那就是新加坡建国60周年，以及新中建交35周年。

这些节点交叠在一起，总是会激发大家的思考，我们在这个时刻来谈“华社未来观”，就特别有意义。

怡和三人谈的主题是“华社未来观：新加坡与全球视角”。先来讲讲“华社”这个词。大家平常用得很顺口，但如果仔细一想，它其实是个很特别的概念。华社是社会、社群、社区还是社团？不同国家的华社——比如新加坡、美国、欧洲——这个内涵是不大一样的，各自对母语、传统、宗亲渊源的坚持程度不同，对“我们是谁”的理解也不一样。华社和当地国家的关系、跟中国的关系，也都各不相同。

“华社”这个词，在中国是没有的。你如果在中国说“中国华社怎样怎样”，对方可能会一脸懵圈。因为这个词，是海外华人才会用的，是一个“他者”的说法。所以它本质上是有地理性的——只有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才会产生“华社”这个意识。

三人谈主题的另外两个关键词是“新加坡与全球视角”。除了新加坡、全球这两个明显的主角，其实还有一个“隐形主角”——中国。所有海外华社，归根结底都与中国有深厚的渊源。无论文化、情感、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中国面对的地缘政治变化，都会对华社产生牵动。

举个例子：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次任期时，美国政治气氛就开始变化，基于当时美国开始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对华人科学家或技术专才在美国的去留产生直接冲击。根据相关数据，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就有超过5000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科研机构，回到中国。这不是个别行动，而是“历史的风向转变了”。这种“海归”趋势对美国华社的发展和变化意味着什么？

中国在1950年代初，曾迎来第一次海归潮。当年很多海外华人，包括在新加坡的侨领陈嘉庚先生，纷纷回去参与新中国建设。第二波则是19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海外华人归国创业。

海归现象一直都有，但成为大规模的现象级情况，是一定有大时代背景推动的。这几年出现的“海归”新趋势，背后的动力就包含地缘政治带来的身份选择与风险管理。这也是我们在讨论全球视角的“华社未来观”时，不能忽视的一条复杂的线索。

再来看新加坡华社。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特别而微妙的。一方面，新加坡和中国有着全球无法复制的两国关系范本，国家级合作项目众多，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重庆互联互通项目，新加坡与八个省或直辖市建立双边合作理事会，新方部长与中方省长亲自挂帅。新加坡飞往中国的航班密度和触达城市，也是全球第一。民间往来、情感联接非常紧密。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不断强调华社的独立性、本土性。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有着自身独特文化发展的“自选动作”。

新中建交35年里，新加坡在中国包括全球华社心目中的形象，其中有两个高光时刻是让人印象很深的。

第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他大赞新加坡，全国上下开始“学新加坡”。400多个代表团来新参访，最高级别的是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丁关根。第一波高光时刻也带动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新移民来到新加坡。

第二个，是冠病疫情之后的“出海潮”。2023年有近8000家中国企业境外注册，是历史新高，新加坡成了首选目的地，也蕴含一部分人移民新加坡的意愿。最近两年，我们在本地遇到的企业家、专业人士，有些有欧美、东南亚多地生活或教育背景，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全球华社”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新加坡不只是“移民目的地”，而是经济流动、科技流动、人才流动的“中枢地带”。海归人群和出海人潮在不同阶段带来的经济、商业、科技和人才在全球范围的巨大流动，也在不同层面对新加坡华社产生新的影响。

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转变：新加坡在全球华人心目中的地位，新加坡的国家治理、社会秩序等方面的优势，在疫情之后显得更为特殊。

对于华社未来观，我认为有三个角度值得关注：

第一，新加坡华社的独特性，未来不会削弱，只会强化。这种独特性，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造，传承是规定动作，创造是自选动作。社会的活力是来自于自选动作，新加坡华社要能够成为开放的“文化试验场”。它的未来，不仅仅在于传承多少传统，更在于创造出多少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甚至有潜力成为全球华语文化的新的话语中心。

第二，华社社团日趋多元，平台化的模式未来会更突出。传统宗乡组织以血缘、乡情为纽带，随着社团转型和新型社团的出现，华社社团则更像平台——对接中国及其他地区资源，帮助企业落地，组织商贸合作，人才交流。这种新型社团模式，未来可以在华社扮演更丰富的角色。

第三，社交媒体正在、未来也将继续重塑华社的舆论场。不管是微信、小红书、抖音，全球华人现在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线上追热点、看同样的内容。这是前所未有的传播景观。但也带来挑战——信息茧房、观念撕裂、算法推送的分化效应，还掺杂着各种利益团体的议程设置或引导。这些复杂和存在巨大差异的舆论场，将对华社成员的价值观念、社群对在地或国际事务如何回应与反馈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是宗乡总会、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华社机构董事，新加坡江苏会会长）

（此文为作者在2025年4月26日怡和轩俱乐部庆祝130周年举办的“怡和三人谈——华社未来观：新加坡与全球视角”的发言摘要，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