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有一个陌生人想要你家孩子的照片。如果是在1750年，他可能会委托一位艺术家去敲你家的门，要求为你的孩子画幅肖像。你可以拒绝。

如果是1850年，他可能会雇一个银版照相师，让孩子坐定了，让光和水银蒸气把他们的影像刻在一块锃亮的薄银铜板上。同样，你也可以拒绝。

如果是在1950年，这个人可能会买一台宝丽来相机，敲开你家的门要求给孩子拍一张照片，而你仍然可以拒绝。

那当今的父母或孩子的隐私权凭什么要比前人更少呢？难道间谍、黑客甚至警察都可以不经你允许获取你孩子的照片吗？当然不能。

但是，如果美国、英国和欧盟也跟中国和俄罗斯一样破坏加密，那么上面提到的情况可就不好说了。苹果公司最近因拒绝英国政府获取存储在公司服务器上的加密私人数据的要求，而登上全球新闻头条。换句话说，政府不再只是索要信息，而是想要拥有获取信息的权力，而且还不给公民拒绝的机会。

一旦得逞，政府就将拥有前所未有的监控权力。虽然政府经常用打击虐待儿童行为的必要性作为理由，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孩子们会因为政府机构可以无限制地获取儿童的照片、对话和位置数据，而变得更安全。事实上，正如《华盛顿邮报》记者杰茜卡·孔特雷拉（Jessica Contrera）、珍·埃布尔森（Jenn Abelson）和约翰·D·哈登（John D. Harden）在调查美国警方人员对儿童的性虐待时所显示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为了让公众相信终止加密是必要的，政府常常会使用科技术语和夹带情绪的传闻，把加密技术描述成只有坏人才会使用的东西。例如，一些美国立法者正试图利用家长的恐惧心理，推动削弱儿童隐私保护的政策。

每天依赖WhatsApp等加密应用的数百万家长当然不是罪犯。他们只是想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隐私。然而，受到惊吓的人们还是容易接纳这样的信息，即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允许政府更多地介入他们的个人生活。

平心而论，目前一些正尝试削弱加密的政府，确实正在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如儿童色情制品的传播、恐怖分子招募和网络诈骗。但关键是要了解加密技术在推动这些活动中，究竟扮演和没有扮演哪些角色。

巴塞罗那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技术与社会危害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宝贵的见解。正如阿根廷人类学家葆拉·西比利亚（Paula Sibilia）所观察到的，加密等技术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也远非中立。它们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并受到当时的价值观、利益和规范的影响。这些力量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及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因此，如果想了解加密技术，我们得首先了解这个创造了加密技术的世界。

同时，科技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完全取决于如何使用的中性工具。正如阿根廷记者玛丽安娜·莫亚诺（Mariana Moyano）所说，鞋子可以用来敲钉子或打人，但这并非设计它的初衷。每项技术背后都隐藏着一系列意图——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因此，我们必须质疑某项技术的开发目的是什么，而它的设计又体现了谁的利益。

最后，正如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指出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并培养与塑造我们生活的机器和系统建立联系的新方式。

加密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让我们能够对那些未经同意就获取我们数据的人说“不”。它也是互联网作为尊重隐私、自由学习的平台的基础。每个人都应有权使用保护自己隐私的工具。他们可以选择不使用，但必须拥有做出这种选择的权利。

英国的反加密措施对这一基本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英国政府大力削弱加密技术，英国居民拥有的隐私保护工具，已少于许多其他国家的民众。如果苹果或其他大型科技企业屈服于政府压力，就会立下一个危险的全球先例，其影响可能不仅限于英国的6800万人。

当华盛顿和伦敦的政策制定者在对待隐私问题的态度上，开始向北京和莫斯科靠拢时，那就是该认真自省的时候了。但现在改弦更张还为时不晚。我们这些关心网络隐私的人必须大声疾呼，联系各自的民意代表，要求他们保护加密技术免遭终止，从而维护前几代人曾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

（作者Jessica Dickinson Goodman曾任国际互联网协会旧金山湾区分会董事会主席；Ezequiel Passeron Kitroser是巴塞罗那大学副教授，也是阿根廷一家致力于数码扫盲的非营利组织Faro Digital的主任）

（英文原题：Don’t Let Governments Break Encryption，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