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的一个长期努力方向，是探索后资本主义文明的前景。具体到中国，就是在现实条件中寻找新社会主义的理据。特朗普的关税贸易大战，增加这个探索的急迫性。这是因为追根溯源，这次大战是资本主义激烈竞争，导致各国相关联又不平衡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到美国，政治基础是全球化导致大批中产阶级沦为贫民，数十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只惠及占人口1%的富裕阶层。在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市场经济强大的、全面过剩的生产力无法惠及全民。许多人失业或收入过低，有工作的陷入无止境的内卷，生活质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丰富，不是上升而是下降。

中国之所以状况较佳，是因为它处于同一资本主义发展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已，迟早也会面对与美国相同或类似的困局。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无非是将美国调整到资本主义周期的较佳位置上，而且可以肯定，资本主义的“转法轮”还会将它转出那个舒适区。所以，根本的解方是建立后资本主义文明。

中国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上走在世界的前列——至少在意识上。在现实中，经济政策仍然跳不出资本主义的范式，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则未能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羁绊。向马列正统回归，在胡锦涛执政的后期就已经很明显了。中共十八大提出“理论自信”；第五代领导层更进一步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信念的滑坡是根本的滑坡”，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甚至将以市场化和全球化为主导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归结于“马克思主义行”。

显然，这样的“理论自信”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出于政治需要。它有两个源头：一是列宁式先锋党的组织需要——此种类型的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方能维持它的组织的完整和战斗力，保证内部权力金字塔的稳定和合法性。用中共最高领导的话：没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二是这一代领导人成长中（主要是文革期间）受到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经过对现实的缜密思考，而是回归“初心”的舒适区和找到历史使命感。当然，他们也期望用红色道德情操，来整肃业已成灾的腐败和涣散的纪律。如此左转的国内外效果，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在国内除了未能遏制腐败外，还造成党政干部群体的不作为，私企老板和高净值人群的离心离德；在国外则是发展环境的急剧恶化和新冷战的风云。

好在当局还能及时调整，尽管很早就提出“理论自信”，十几年来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摸索尝试不断：中共十九大前是“习近平系列讲话”，十九大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提法，到二十大才初步定型，而且同马列原教旨愈来愈不沾边。有些地方明显突破马列正统，比如引进中华文化的有关元素。理论不那么自信了，这恐怕是近年来相对政策宽容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列主义号召不了世界

这是因为：马列主义在中共造反、夺取政权阶段起了关键作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仍然鞭辟入里，但它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作用几乎为零，甚至还有反作用，如有人炒作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口号，造成民企的巨大恐慌。用它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往往同现实脱节。中国管理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手段，同资本主义国家几乎一模一样；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更与世界现实风马牛不相及。列宁主义的先锋党集权，以及衍生的斯大林模式国家社会主义名声不佳，苏联东欧在1990年代初的一夜巨变，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对它的否定。

2013年及之后的“拨乱反正”，不仅没有达到净化执政党的目的，而且还“印证了”国际上对“共党国家”的恶劣印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关押、拘禁；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有可能被侵犯，而且没有可靠的自辩机会和翻盘渠道。政府监控、掌握任何人所有的信息和弱点、短处，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挟他，使之就范。当时的中共不断提供一些琐碎的事件，来印证这些邪恶的标签，例如封社媒账号、压制言论和思想、关押异见人士、抓律师、办学习班、封银行账号、拿家人和亲戚来要挟不同政见者等等。这些对广大人民的生活影响极小，但在西方自由主义主流媒体的放大下，大大压过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共只在意这些成就及背后的民心。在此前提下，它不介意采取一些在外界看来是邪恶的行动，并以“自己的鞋，合不合脚自己最清楚”来辩护。直到新冷战风起云涌，拜登召开民主峰会，企图孤立中国，中共才大声疾呼，称西方“严重误判中国”。

的确，今天的中国远不是40年前的中国，各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仍处于前所未有的盛世。但面对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其他国家关心的是它们的脚会不会被穿小鞋。近来当局似乎宽容多了，言论审查和自我审查都放松不少。网上什么言论都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批判，对“普世价值”的肯定，其中不乏与官方观点唱反调的含沙射影。

重建理论自信

所以，“理论自信”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是毛泽东的《实践论》早已做出的论断。对比国内政治的左右摇摆，外交领域的实践中创新最成功，不仅丝毫不带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痕迹，还提出和实践一系列新政，如和平崛起、一带一路、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国际关系多元化、民主化、进口博览会、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推行“新型国际关系”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还成了自由贸易的捍卫者，接过全球化大旗，在西方围堵打压下，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

2008年后，中国在危机动荡的资本主义世界背景下一枝独秀，直到疫情后方遭遇典型的资本主义困难。中共敏锐地察觉到一个带领人类闯出新的、非西方发展道路的历史机遇。马克思主义缺乏号召力，就需要有创新的思想观念，重新构建“理论自信”来感召世界。新理论自信必然会建立在中华文明的智慧和优秀传统上，必须显示出对比西方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并且兼收并蓄其他文明的优点。这最后一点在十九大和二十大都着意提到，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相反，中国的学者专家都忙着鼓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但对缺点讳莫如深。

中共的理论创新过于路径依赖，并有两点欠缺，一是缺少向后资本主义文明过渡的前瞻，二是对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主义含义缺少认知。中国在关税大战的真正胜出，不是在资本主义游戏中打败美国，而是走出资本主义，率先建设后资本主义文明。借助体制上的优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无人能及，在资本和市场运作上技艺娴熟，连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望尘莫及。但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强大的生产力和巨额财富，并没有惠及所有人；相反，连白领中产的日子都越过越艰难，负担沉重，朝不保夕。

大家都捂紧钱袋，以备万一，结果是马克思早就分析过的，典型的有支配能力的市场需求不足，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无解的。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更大灾难是人口的崩溃，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去年，14亿人口的中国领结婚证的仅610万对，比2023年下降20%。生活的重担和不确定性压得人们喘不过气。但回归旧社会主义是死路。要闯出一条新路，就必须大胆理论创新，重建理论自信。好在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不仅能够大量创造财富，而且更适合社会主义（参见笔者2020年发表于《联合早报》言论版的《知识经济的社会主义含义》）。围绕着它们编织新的生产关系，就有可能跳出资本主义的困局，推动人类文明朝后资本主义前进。

关税战的启示

关税大战中美双方的打法很不同：特朗普出牌混乱，朝令夕改，四面出击；中国显得更有准备和章法。特朗普的民调滑落，面对哀鸿遍野和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预期，同中国的上下同仇敌忾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制度优势根源于列宁主义先锋党模式，而先锋党又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组织起来的。

除了搞革命，它用在经济建设和市场竞争上，在特定条件下也很有效。中共称之为“新举国体制”。这个体制具有优越的决策和执行力，善于长期规划和全国一盘棋。但“制度自信”是同“理论自信”相关联的；如果“理论自信”是盲目的，“制度优势”也可能在错误的地方发挥，产生它的旧意识形态，随时都可能杀个回马枪（参见笔者2017年2月1日发表于《联合早报》的《中国左转的制度基础》）。2013年之后的大规模左转，在国内外引起剧烈反响，中共付出巨大代价却收获寥寥：不但腐败没能制住，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衍生的问题也日益严峻。这些都凸显重建理论自信的紧迫性。

（作者是旅居美国学者、时事评论员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