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终于尘埃落定，人民行动党得票率回升，显示强有力的选民委托。工人党虽未有结构性突破，但得票率也有所提升，表明基本盘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动与时代发展而略有扩大。

支持工人党者增多，首先与它在东北区多年的深耕有关，虽未连成片，但已对周边选区产生影响；其次，年轻世代希望多元化，也对此产生作用；再者，工人党也不断从纯粹的反对党向“建制内反对党”转型，即由过去的挑战与对立，向建设性与制度性替代转变。因此，新一代工人党在诸多方面开始专业化、职业化，同时也中间路线化与温和化。故而，虽仍有策略性投票，即选民认为人民行动党稳赢，投反对党是为了鞭策执政党，但很多年轻选票确已流向工人党，为其替代方案所吸引。对工人党而言，这种转型也面临更大的责任，以后选民将会更挑剔它真实的执政水平。

此次大选结果，对新加坡未来五年的发展是长期利好。除了众多日益被选民边缘化的小党外，新加坡的政治格局将更为稳健。对目前处于中美对抗、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全球通货膨胀、地缘冲突加剧等诸多不利国际局势中的新加坡来说，稳定的政治环境确实可以强化抗风险的能力。再加上行动党长期以来丰富的执政经验，相信会让国人更加安心。

我还想谈的是从普通选民角度的若干观感。此次大选前，我曾从集选区搬到刚划出的单选区。过去我的议员是位国家领袖，但我投他的票，主要是基于他对选区的服务。可以说从幼稚园毕业典礼、小学颁奖，再到长年社区中的大小活动，都时常偶遇这位草根议员的身影。只要他不出国，每周固定时间也可约见，以解决家庭困难。他参加社区学生颁奖活动时，在台上一站就是数个小时，还要保持微笑和孩子逐个合影。活动完了，台下坐累了的人都涌去食堂吃东西，他还要继续与大家互动。我真是感慨，这样的年纪还能如此谦卑勤勉，当议员真不容易啊！

去年初搬家后，我还在这个集选区，但草根议员换了人。搬家后第一件闹心的事就是家中网络不通。多次打电话找电信公司沟通无果，想起留在门口的议员联络方式。当天下午4时20分我发求助电邮，晚上10时16分收到回复；次日凌晨7时零4分他又发来电邮跟进。当天上午10时，社区工作人员来检查，并找到解决方案。此后问题很快解决，但还是有两拨人员来查看后续。议员此后也两次来电邮问询事件进展。此后一年半，我在社区见过这位议员两次。最后一次是在今年过年后，某个傍晚社区举行活动时。活动开始前下了暴雨，雨后我在场地入口碰到这位议员，他在入口分发礼品，我注意到他的头发与衣服全是湿的。只可惜本次大选他因年过六旬决定引退，否则这样的议员肯定值得托付。

问题的关键是，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主要继承自西敏寺议会制。此制度由民众先选出议员，再由议会多数党决定总理人选，国家元首为虚位。正如我所经历的两位议员，新加坡的议员首先会服务于选区。这些草根议员是选区的“利益代言人”，故会对选区内的社会福利与民众生活提出解决方案。因此，新加坡就有了西敏寺制中普遍存在的“选民接见制度”，以此来强化议员与选民间的沟通。他们虽然多属政党成员，但议员对选区的义务应先于对政党之忠诚。

因此，就选举而言，更为合适的选项可能是先服务，后参选。以我所处的选区为例，因临时被划为单选区，不仅帮助我的那位资深议员退休；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两位候选人，都未曾与本选区发生过什么联系。虽然双方在短暂的竞选期曾有过交锋，但选民在选举时，就只能是“选党”而非“选人”。

我们当然不需要议员将财政预算带回选区的那种“政治分肥”，但真正的草根议员，须要提供切实的人际服务，以取得选民信任。因此今后大选，如果能够更早地划分选区，让各党有意竞选者有更充分的服务民众机会，恐怕会增加候选人的地方代表性。频繁更动选区，以及空降候选人，则会削弱议员与选区民众的联系。这对朝野各党都是如此。

（作者是本地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