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年，传播理论不断发展，不仅用来解释信息如何传播，更关注信息如何在日益数码化的基础设施中操纵意义。然而，再多的讲座与学术辩论，也无法比拟在2025年新加坡大选中，亲身参与一场高度竞争的集选区传播战所获得的体验。

对新加坡而言，2025年全国大选的传播战场，是一个算法、情绪与策略激烈交锋的舞台。争夺的不只是选票——更是公众认知的掌控权。

如今，人们或许仍认为选举是比拼政策或候选人个性。然而在这个时代，选举的胜败，越来越取决于传播平台的掌握。

表象热度与真实选票之间的落差

在许多观察者眼中，今年的选举似乎早已“在线上”定局。群众大会的参与人数、社交媒体的转发次数、TikTok上的热度……一切迹象似乎都预示着政治版图的剧烈变化。然而，最终开票结果，却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要解释这种脱节，不妨回顾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的“沉默螺旋”理论——当个体认为自己的观点属于少数时，往往会选择保持沉默。在当今由机器人账号、协同放大效应和极化言论主导的网络环境中，这种现象被进一步放大。少数激进的声音在算法的推动下，看似代表主流共识，而异议者选择沉默，沉默反过来又被误认为是支持。

亚洲新闻台（CNA）在5月1日的调查报道中揭露：在选战期间，假冒脸书账号与自动化机器人大量涌现，人为制造出某些候选人“受到广泛支持”的假象。在这种环境中，威胁不仅仅是错误信息本身——而是对“多数舆论”的错误感知。这种错觉，极大地影响选民判断与竞选策略的制定。

回音室效应、境外操控与期待的重压

更严重的是，现代社交媒体的算法个性化，加剧“信息茧房”的形成。所谓“回音室”不仅加深已有偏见，更屏蔽所有异议。在这样的环境中，反对的声音不再被辩驳——而是被彻底抹去。

这并非新加坡独有的困境。早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俄罗斯的网络干预已被广泛记录；台湾2024年的选举也暴露出高度程序化的信息操控与假账号动员现象。这些事件表明，操纵数码认知，已成为当代政治竞争的新常态。新加坡也同样面对本地与海外因素交织带来的挑战。

这一现实让所有政党团队都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信息失真的风险始终存在，而选民对候选人要求日益提高，社交媒体上的持续互动，也使得“竞选疲劳”变得真实。传播人员不仅要说服选民，更须不断澄清、纠正，并灵活应变。

传统媒体未死——它在悄然转型

在喧嚣的网络战争中，传统媒体仍保持着安静却深远的影响力。议程设置理论早已指出：媒体不一定决定公众“想什么”，但却决定“公众思考什么”。在新媒体以极快速度传播短内容的同时，传统媒体通过背景建构与信息整合，依然承担着舆论定调的关键角色。

在本届大选中，这一点尤为明显。主流媒体为公众对全国性议题的理解提供框架，也通过查证机制建立起可信度，在网络混乱中发挥稳定作用。无论是事实核查、社区报道，还是语境呈现，传统媒体所展现的“整合能力”，有效平衡高度极化的网络舆情。

这场大选创造多个重要里程碑——它是新加坡在黄循财总理任内举行的首次全国选举，见证线上政治参与的显著升温，也重新定义竞选活动的可见度与影响力。但对政治传播的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而言，它更是一个鲜活案例——一个展示数码时代认知力量与风险的样本。

要真正向前迈进，政治参与者与广大公众都必须共同建立更坚实的基础：媒体素养的培育、提升竞选透明度，并强化公民责任感。我们必须学会分辨“参与热度”与“真实认同”，识别“影响”与“操控”的界限。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政治生态未脱离全球浪潮的影响。网络上的动向不会停留在网络中。2025年大选所带来的教训，将远远超出这次选举本身。我们真正面临的，不仅是守护民主的任务——更是深化民主的责任。

作者是传播实践学者、数码企业通讯和业务咨询首席执行官、兼职战略传播教授

蔡芷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