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届大选无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候选人，都是新人涌现，一扫多年前年轻人鲜少要挺身从政的印象；而且从学历和专业经历来看，在野党候选人的素质也普遍有所提高。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说明两点：一、新加坡的政治气候有所宽松，更多高学历专业人士勇于踏出从政的第一步；二、年轻一代参与讨论、规划和建设国家的意愿比以往高，他们希望能在国家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发声。

在这场竞选活动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和在野党施展浑身解数，希望能拉到最多选票。对许多在野党候选人而言，即使无法赢得选战，能在大选中拉近与执政党候选人的票数差距，也虽败犹荣。因为他们相信，票数差距越小，执政党为了挽回民心，会在接下来五年于选区建设中下更大的功夫。更何况，与当选票数差距最小的在野党候选人，还有机会进入国会成为非选区议员。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硝烟滚滚、场面火爆的竞选演说相比，我从本届竞选活动中看到一些实质的改变。首先，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候选人，大都能在竞选演说时发挥民主选举精神，心平气和地陈述党纲或政见，而不是在言语和声势上无理攻击其他政党和候选人。有理不在声高，国人的眼睛是雪亮的，温和与激进，一目了然。

其次，就如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学生刘勾在1月25日《联合早报·交流站》的文章《大选让有担当的公民履行义务》中所言，反对执政党做不好的地方或政策，是每个国民的权利和责任，所以称反对党为在野党，更能体现实际情况。

关于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在野党不完全是为反对而反对。工人党候选人蒋佩姗就指出，“反对党”让人觉得就是来反对的，但她是因为认同工人党长期倡导的一些价值观，觉得需要有一个比较理性、负责任的党派才加入，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在这方面，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中若能以“在野党”而非“反对党”来统一称呼所有“还未执政的政党”，有助于推进我国民主进程。

2020年大选后，时任总理李显龙首次委任毕丹星为反对党领袖，这是新加坡民主议会进程的一大突破。2025年大选后，黄循财总理说毕丹星将继续担任反对党领袖，配有人员和资源以履行职责，这又是我国政治发展史的里程碑。“反对党领袖”一词如能相应地改为“在野党领袖”，一名之别，则更能展现国家领导人的胸怀。

新马虽继承英国民主议会制，但马来西亚国会保留上下议院的两院议会制，逾六成上议员由联邦政府向最高元首推荐任命，近四成由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下议院的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内阁成员由首相从上下议院的议员中委任，2020年，时任首相慕尤丁公布的内阁名单中，多位高级部长、部长和副部长，就是来自上议院的上议员。

新加坡不适合实行两院议会制，但如果政府担心某些具栋梁之才的候选人，因选举失利而使国家失去人才，不妨考虑借鉴两院议会制中的推荐任命机制，在国会选举中保留少数议席，由执政党与在野党共同磋商后，推荐无党派色彩的大将之才，无须竞选直接出任议员，选后委以重任。

当然，从纯国会选举的民主议会制过渡到选举结合推荐任命制，这中间牵涉到包括宪法在内的方方面面，须要从长计议。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