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以来，上世纪的美苏冷战历史，重新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去年网飞（Netflix）播出的纪录片《转折点：原子弹与冷战》，以及不久前面世的新书《冷战世界：1945年至1991年》，就获得不错的反响。美苏冷战的历史如此受到青睐，除了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所产生的联想之外，也与这些年对那段左右上世纪下半期国际局势的大国冷战关系获得重新解读有关。

美苏冷战在1989年德国柏林围墙倒塌以后的相当时间内，被西方各界解读为民主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胜利，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对苏联阵营的集体计划经济的胜利，甚至有观点还借鉴美国总统里根对苏联冠之以“邪恶帝国”的概念，将苏联1990年代初解体视为正义战胜邪恶力量的体现。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面世，更把西方当时对于冷战结束的积极解读，发挥到极点，推向最高境界。

直到2005年，仍有学者秉承传统来解读美苏冷战，例如历史学家加迪斯（John Gaddis）在那年出版的《冷战：新历史》就指出，苏联领袖斯大林的意图从来就不是寻求势力平衡，他的目标“与希特勒一样要彻底统治欧洲大陆”。可是，这样的解读即便在当时来看，都已经开始难掩论点肤浅之嫌。

笔者清楚记得，在大学读现代欧洲史时，正值东欧剧变和苏联政局风雨飘摇之际，不断传来的时势变化，令教授与学生都只能忙于记住重要事件的经过和意义，根本无暇冷静地从宏观视野看冷战进入尾声的问题。从国际局势展望的论述看，《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也许算是少数最早意识到对冷战的解读有问题的学者之一，但他的生前论著并没触及这段历史的深入探讨。

随着距离美苏冷战时期日久，加上各国机密档案陆续解封，对于冷战历史的认识与解读，逐渐出现若干变化。在加迪斯之后，传统的解读可说是锐减了。著名的冷战历史学家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在《统治世界》一书中，就淡化意识形态在冷战两大阵营冲突中的作用，而是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政治，视为冷战冲突的症结所在。换句话说，美苏两国没有孰正孰邪之分，它们的较量充其量与历史上的列强争霸没有两样。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教授祖博克（Viadislav Zubok）在近期力作《冷战世界》中更是强调，二战后的苏联其实外强中干，当年声称美国须采取行动拯救欧洲的人，其实都夸大了斯大林所构成的威胁。至于戈尔巴乔夫解散旧苏联体制，祖博克认为，无论是经济和冷战压力迫使他这么做，还是他的改革理念导致苏联解体，不争的事实是“冷战结束的主要推动力都来自克里姆林宫”，毕竟当时英美等政府都公开表示过“没料到苏联会这么快解体”，冷战因而这么快结束。

在《转折点》中，受访的学者和前官员都纷纷指出，苏联其实一直对美国的强大综合实力感到不安，美国则一直高估苏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自1950年代后半期，苏联最先发射人造卫星上太空后，美国就对于科技实力恐会落后的问题，产生近乎非理性的恐惧，于是大力扶持军事工业，军工复合体也就是在那时崛起壮大，并影响美国政治至今。

《转折点》引用解密档案显示，美国当政者在1950年代一直以为苏联拥有几千枚可发射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几百枚可发射到美国的核弹，但经间谍卫星对苏联军事基地的拍摄侦察后，赫然发现苏联到1950年代末，所拥有的核弹头其实仅仅四枚而已，比美国拥有的少很多。

30多年后回顾美苏冷战岁月，无疑对那时期的荒谬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既然知道充斥着各种匪夷所思的现象，按理说人类不应重蹈覆辙。可惜人类总是没能从过去吸取教训，在越来越被广泛用来形容当今时局的“新世界失序”（new world disorder）一词中，从现在到可见的将来，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美苏冷战时期的荒谬例子，恐怕得留待未来的学者去研究发掘。

（作者是本地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