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纪念在战争中殒命的美国军人；随后的5月31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纪念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之死。这些纪念日的意义何在？应该不只是在逝者墓碑下放上一束鲜花，或者朝着河里扔粽子、赛龙舟而已。在今天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对意义的思考并不多。

据大英百科全书词条和美国老兵事务部的记载，阵亡将士纪念日最初是为了纪念在美国血腥内战中阵亡的南北双方的军人，也是南北和解、美国国家意志统一的标志之一。这个纪念日，对于阵亡将士的后人而言，是对祖先的奉献精神和勇气的回忆、是对家人的爱的回忆；对于其他国民而言，是一次国家意志对个体的洗礼。不论是在南北战争中因为蓄奴和废奴而互相厮杀阵亡的士兵、在二战中反击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狂徒阵亡的士兵、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为打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阵亡的士兵，甚至是入侵伊拉克的阵亡士兵，都在这个纪念日里被追思。

显然，这样的纪念日不必涉及道德和法律，而是纪念家人和逝者在战争中体现的品格。总体而言，美国是个基督新教国家。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我们都是罪人，基督之死就是为了弥补人们对上帝不敬的罪。人们能做的，是对爱、勇气和奉献精神的礼赞，而没有资格对自己或者他人的道德做出评判，那是上帝的工作。笔者并非宗教人士，但是却认可人的能力有边界，不论这个边界称作上帝或其他名称。除此之外，对于在这样的纪念日中蠢蠢欲动的国家意志，笔者怀有最高的警惕，因为这可能会突破“上帝”的边界。

国家意志始终以简单而宏大的外表展现给国民，刻意磨灭个性，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维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意志力，对抗自己的敌人。就像美国官员和军人的宣誓所说：以支持和保卫宪法的名义，打击国内、国外的敌人。代表国家意志的宪法的编写和解释，是由人来执行的，其中不乏心怀不轨的政客和阴险狡猾的权力掮客。被裹挟的国民个体，往往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无法反抗国家意志。

历史更悠久的端午节，纪念屈原只是众多历史渊源之一，但笔者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一种说法。屈原是一个对抗时代意志的勇士。虽说中国大陆媒体往往把屈原称作“爱国诗人”，但爱国这个称谓，很大程度是历史概念的错位。公元前278年，楚国首都郢被秦军攻破，被迫迁都至陈，彼时已被流放的屈原在《哀郢》开篇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可见虽然身份是楚国贵族，但屈原最关心的是楚国百姓，是具体的人，而非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这类抽象概念。

司马迁笔下的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即见多识广、熟悉国内外的政务、能言善辩。他不愿意像那个时代很多人那样，穿梭于各国之间寻求施展才华的机会，而选择在楚国“怀石自沉”，是因为洞察那个时代的黑暗，还是仅仅因为对故国的偏爱？这已经不得而知。

秦国扫平六国，终结封建时代，但是秦帝国却二世而亡，可见那个时代并不是什么盛世，反而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司马迁将屈原和西汉文学家贾谊编入同一篇《屈原贾生列传》，贾谊曾经作《吊屈原赋》，从中我们也许能感受到屈原对那个时代的绝望：“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是说曾经畅游在大江大湖的大鱼，如果掉进了小水沟，连蝼蚁都能轻松制服它。在战国末年那个混乱的年代，有人选择随波逐流，有人兴风作浪，也有人退隐江湖，洁身自好。屈原这样决绝的投江自杀，是真勇士才有的行径。

这些纪念日，和其他许多纪念日一样，我们往往关注仪式，关注相关的宏大、热闹的说辞，而很少去感受其中的意义。正是这些意义，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非仪式。意大利史学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与这些纪念日相关的历史，也只有在与我们当下生活的碰撞中，在我们当下对意义的思考中，才成为真正的历史，我们的历史。

（作者是北京金融数据服务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