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年中国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以来，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每一代“爱国青年”，命运不仅始终都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政治命题紧密相连，且还高度依赖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改革，即建立在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路线基础之上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以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直至2018年美中新冷战爆发，延续40年之久的改革开放以“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思想引导，分别历经邓小平时期的中美建交、江泽民时期的中国入世、胡锦涛时期的大国崛起和习近平时期的民族复兴。期间，寒窗苦读十余载且渴望一朝鲤跃龙门的大学生，一直都是被寄予厚望的群体兼对象，不是国之栋梁，就是族之希望，乃中国特色之“沿海—边疆”陆海横向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的核心支柱与关键动力，以及长期所需之战略保障。

但伴随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大学生群体面对内外政经环境史无前例的巨变。中国沿海工业核心区在此次大国博弈中首当其冲且不堪重负，延续40年的“毕业即就业”被意想不到的“毕业即失业”所取代，寒窗苦读与吃苦耐劳已不再是高考才子实现“命运反转”或“底层翻身”的最佳且最有效途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政治命题在此背景下再度成为社会乃至全球的核心焦点。

象征新未来的“寒窗苦读”

综合分析邓小平恢复高考一事，不难看出决策具有地缘战略层面上的三方面特殊内涵，即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光复中华之正统、地缘经济层面上的重振中华之道统和地缘文化层面上的统一中华之法统。

政治方面，为光复中华之正统地位，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须双向筛选出依附性极强，且忠诚度最高的效率型新式“技术官僚集团”。经济方面，为重振中华之道统秩序，各地高校须首先与国际知名学府对接，其次则依照内定双重一并式标准，为国企与民企培养出绝对拥党且绝对爱国的流动型新式“产值劳动群体”。文化方面，为统一中华之法统格局，各教育机构及院系须凭借各自人力、物力及财力转化并打造出坚定弘扬中华与坚信民族复兴的模范型新式“传统精英团体”。

总言之，高考制度的恢复与改革开放的开启，一方面寓意阻碍并违背中华传统的文化大革命和苏维埃思想正式告一段落，另一方面则表明渴望出人头地或脱胎换骨的基层农工子弟可通过千年一贯之“寒窗苦读”，最终一跃升格为受人尊敬的人上人，跻身科举型官吏式“新士大夫阶级”。

在中国加入世贸前的23年里，通过“寒窗苦读”与层层筛选得以跻身“现代官办学堂”（即高等学府）的基层农工子弟儿女分别见证中国加入联合国与毛泽东病逝后的四人帮被捕和文革的终结，以及美中建交、苏中缓和、苏东剧变与苏联解体，即工业技术上正逐步脱离一源两用，经济建设上正逐步告别一穷二白，政治思想上正逐步终结一党两派的“邓式新中国”。

在此期间，被社会基层赋予特殊民间地位的“高考才子”（即农工大学生），唯有在邓胡改革路线之争期间，才被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他们的地缘政治利用价值，在苏联末代总统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前后达到顶峰，进而引发国际史无前例的高度关注，并伴随戒严与平息力度的强化，最终沦为昙花一现的历史。

其中，坚决反对官一代捷足先登与官二代抢占先机的“广场才子”，因胡赵路线之败，最终被层层边陲化；而选择隔岸观火或不忘初心的“留校才子”，则因邓李路线的凯旋与政治上的绝对正确，最终顺利跻身改革开放所创造之“新士大夫阶级”，即邓小平九二南巡后的中央权力核心之边缘与地方权力核心之根基，或为新千年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以及西部大开发之亚欧陆海式经济全球化所量身定制的中央级“宫廷御医”和地方级“江湖郎中”。

美中新冷战爆发后的“命运反转”

本质上，无论是热血澎湃的“广场才子”还是冷眼旁观的“留校才子”，均乃现代版“己巳之变”的实际参与者，但都与最后的权力胜败无任何形式上的直接联系。两者最大不同在于，前者事后始终以“受害者”形象自喻为“正义者”，后者则相反以“受益者”的姿态自封为“正统者”。

事实上，“留校才子”事后的官运走势完完全全就是按部就班，“广场才子”的突然出现，为他们减少未来晋升过程中所承受的竞争阻力。与之相反，“广场才子”则始终沉浸在金瓦红牆外那一对自己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既不承认是博弈中的“失败者”，也不愿称自己是被政治所利用的“牺牲品”。究其原因，“广场才子”若在关键时刻能够得势取胜，便可一举打破原有政治布局与权力安排，进而与邓小平所指之“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实现平起平坐，跻身决策边缘，而非执行核心。

后续事实表明，官运与财运蒸蒸日上的“留校才子”，首先是在江泽民时期实现内外并进式的“闷声发大财”，其次是在胡锦涛时期通过遵循“三个代表”原则，完成自身的分化延伸与合并再进，最后则是在习近平时期全力拥护支持，并推进发展建立在西部大开发与港澳回归基础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一带一路”战略，直至2018年美中新冷战正式爆发。

对仍然深信“寒窗苦读”能改变命运的基层农工子弟而言，2018年美中关系的急转直下，可谓晴天霹雳，寓意一条龙式“高学历即高官位”时代正式寿终正寝。原先计划或已出国留学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及其子女将从四面八方持续不断地回流，且涌入中国教育部所“钦点”的115所“211高校”与39所“985高校”，进而扼杀并压制“四无（无权、无财、无势、无脉）学生”所赖以生存的唯一希望，即毕业等同于就业。

准确地讲，40年来，无论是官场还是商场，可供基层入座的职位，早已被上世纪的“留校才子”及各类二代继承者所垄断，进而凝聚构建出与军阀割据相对等的“学阀分治”之新学术潜规和教育新格局。新千年高校才子在此环境中既走不出也留不下，唯一无人问津的不是失望与愤怒，就是绝望和崩溃。正因如此，去年11月16日无锡职院持刀伤人案可能乃意想不到的偶然，但今年6月4日的武汉大学故意伤害案则绝对是众所周知的必然。

作者Yerkin Nazarbay是哈萨克斯坦欧亚国际关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