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也很清楚认识到要成功申遗，核心的关键在于展示并证明南洋大学的文化遗产具有“杰出普世价值 ”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杰出普世价值 ”意味着文化和/或自然意义是如此特殊，以至于超越国界并具有全人类今世后代的共同重要性 （means cultural and/or natural significance which is so exceptional as to 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to be of common importance for 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of all humanity）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文件中，还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10项标准与其他细节。

因此，在给国家文物局的申请书里，小组着墨不少篇幅，阐述南洋大学的文化遗产具备所谓的“杰出普世价值 ”。

首先，它展现在没有殖民地政府的肯定和赞助下，不屈不挠、独立建立一所大学。这是人类在逆境中顽强的“拼搏精神”、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普世价值，促进社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第二，通过华人社会各界的慷慨捐助，展现人类关爱社区、构建社会团结的“奉献精神”。当苦力、三轮车夫、洗衣妇、歌舞女郎等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竭尽全力为子孙后代提供教育时，这是人类“奉献精神”最高尚的体现。

第三，通过南洋大学的教育和后来南洋大学毕业生不懈努力的传承，东南亚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华人移民，完整地保存和继承他们的生活传统、语言和文化。这与全球其他不少地方的移民群体，在逆境中和政治压迫之下逐渐失去生活传统、语言和文化例子形成鲜明对比。南洋大学的文化遗产，为当今和未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的文化与传统，提供很好的借鉴与激励。

第四，南大创校宣言和办学特色展现博爱包容的崇高精神，沟通东西文化和推动多元文化的愿景。比如在南大的现语系课程，培养一批马来文的人才，也吸收来自日本，苏联等国家的学生，助力新加坡成为国际经济的枢纽。

在呈上申请书之后，小组多次以电邮和面对面会议方式，和文物局官员交流与对话。总的来说， 文物局官员给我们的印象是热心、诚恳和专业的。

无论如何，文物局最终还是很慎重但婉转地表示明，不能支持小组申遗的意愿。但文物局说，政府了解前南洋大学对新加坡发展的历史具有文化遗产的意义，因此在1998年将大学的图书馆与行政大楼、云南园的纪念碑和南洋大学牌坊，保留为国家古迹。

然而，对于小组提出将前南洋大学的一些历史建筑和 “南大精神”的价值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单的建议，文物局认为不太可能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定下作为世界遗产的杰出普世价值的标准，也无法证明前南洋大学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持久和变革性的影响。因此，文物局很遗憾地通知小组，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和“杰出普世价值 ”的标准，南洋大学的提案，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提名的要求。

此外，在技术层次上，虽然前南洋大学的部分旧校园和建筑已不存在，小组引述几经重修甚至重建的都江堰（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和曾经被焚毁的那烂陀大学（Nalanda Mahavihara，印度著名佛教学术中心）这两个成功申遗的例子。但文物局解释，这两个遗址都有千多年的历史，在全球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从历史、艺术、建筑和/或科学的角度满足 “杰出普世价值 ”的要求。就那烂陀大学而言，它更是一个宗教的起源。文物局对南洋大学的建筑遗产是否具有 “确实性”/“原造性” （authenticity） 和 “完整性” （integrity），还是持有保留态度。

申遗经验的所得

然而，根据我们调研的认知， 小组表达不同意文物局的看法。我们也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文物遗产专家学者请教并被告知，历史古迹不可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未经丝毫的修整。这应该不会影响申遗。然而，从文物局的观点，虽然历史遗址经历变化是常见的，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地的标准非常严格，特别是在展示遗产地的“确实性”“原造性” 和“完整性” 。因此，我们告诉文物局这是阶段性的结果，我们双方“同意我们持有不同看法”（agree to disagree）， 并表明小组不会放弃为南洋大学申遗。

小组觉得虽然这次没能说服文物局为南洋大学申遗，但取得了文物局官员对“南大精神”更深一层的了解。 文物局官员也认可小组所做的努力，并对小组对母校的敬爱和申遗的意志力表示尊敬。文物局也鼓励我们和文物局合作，利用它的各项资助计划，通过其他渠道组织活动，如研究、出版书籍、文化活动等，继续推广和发扬 “南大精神” 。

小组与文物局来往期间，也发生一件颇有意思而且让小组感到窝心的小插曲。文物局的某位领导人赠送 “告诉阳光” 诗戏剧演出的几张入门票给小组。这是一部以南洋大学诗社为背景的原创华语音乐剧， 它相当真实中肯地反映南洋大学可歌可泣的历史。这让小组感觉今天的政治氛围比较开放包容， 对南大历史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

我们这个“七愚公”小组深信，只要一切是以新加坡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就有希望最终得到官方与社会的支持，小组的“移山” 之旅将会有回报的一天！

作者是南洋大学校友学术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