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是密不可分的兄弟，但记忆受到历史学界重视，则是20世纪才开始。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又译集体回忆），都是近40年才成为学界主流关注的课题。“集体记忆”也在近几十年，成为台海两岸社会运动的思想来源。从台湾乐生疗养院保育运动、2007年的香港保留皇后码头运动，到2009年中国南京老城南保育，都可以隐约窥见“集体记忆”的幽灵。

“集体记忆”的推而广之，离不开6月2日去世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家诺拉（Pierre Charles Nora）的贡献。诺拉史学是活的历史，他发明的“记忆之场”理论，强调当下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诺拉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创办多本杂志期刊。他的学术研究影响力也渗透进华文圈的两岸，他主编的巨著《记忆之场》多次被翻译为中文版。

诺拉过世时93岁，在他生前数月，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的《记忆之场》长达三卷、5000多页全译本工程才刚在1月份取得突破，出版第一卷《共和国：象征·纪念仪式·反差记忆》和第二卷《共和国：教育·纪念活动》。他的学术著作被引介到中文世界还方兴未艾。

记忆与场所的结合

“记忆之场”是诺拉最常被人提及的历史概念贡献，这一名词是由场所（Lieu）和记忆（Mémoire）两个法文词语组成，来源于拉丁语的loci memoriae。“记忆之场”是具体空间与地理位置带来的体验与情感记忆的结合，因此在台湾又被一些学者翻译为“记忆所系之处”，后来推而广之，具象征意义的机构、制度以至富代表性的艺术作品，都纳入讨论之列。

诺拉把“记忆之场”定义为“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

这段话看起来难以理解，举例就较易明白。对中国近代史略有理解的人，只要站立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下，那些从历史书扑面而来的鲜活脸容，与眼前浩瀚壮阔的广场结合，一种无以名状的历史感就从中而来。天安门既有本来设计的面目，但经过历代人们的再诠释，它的意义就超越建筑本身。在共和国建立后，天安门广场又加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建筑，既有原本的建筑，后来又加上新的意义，人民也通过广场上的行动，再赋予它新的意义。

种种意义的叠加、诠释与再诠释，构成这道“记忆之场”。诺拉把“记忆之场”分成四类：一、地理场所，如博物馆、图书馆；二、建筑空间，如墓园；三、象征性的场合，如朝圣、周年纪念活动；四、功能性的事物，如社团或教科书。

《记忆之场》一书研究法国常见的象征，如三色旗、共和历、《马赛曲》等等，关注的则是同一个符号，但意义的可变性，经过一两百年的历史演化，被每个世代的人们依当下的需求而争夺诠释权，最终才变成为当下熟悉的模样。由此可见，诺拉的研究从字面看，予人歌颂纪念之感，但本质上是反思性的，那些看似坚固的民族象征，经历无数人的诠释，才变成今天的“集体记忆”。

历史在加速消失

“历史正在加速消失”是诺拉在《记忆之场》的开卷语。任何史书以至回忆录，都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再现，夹杂众多分析与个人情感。随着现代化的过程，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生活的环境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这代90后几近都是网络原住民，但面对零零后的手机原住民，观察事物的方式与思考的观念都差距甚远，更不用说相距数十年和上百年的过去，都与当下的经验差距更远，众多维持千年的传统都已失传。认识这些过去，除了历史书，就只能通过“集体记忆”传播。

时间并不是记忆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流逝，鲜活的历史慢慢变成陈迹，就像新加坡的南侨机工，当年亲历者都已过世，我们无法与他们直接对话，只能通过历史记录去了解，又或者在晚晴园的雕塑前凭吊。

诺拉在《记忆之场》导言《在记忆与历史之间》中就说：“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这些“不存在的记忆”指的是我们在生活经验的记忆；“存在的记忆”则是我们从“记忆之场”嫁接而来的记忆。

我们渴求记忆，因为我们都想成为“有历史的人”。

（作者是旅居德国香港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