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可记事、抒情、言理、应用。“言理”，简言之，就是以文章表达思想，说明道理，而所表达的思想或道理，要与国家社会的福祉相关。东汉王冲《论衡·自纪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清初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论调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顾文的中心思想是，有益于国家社稷的文章多多益善，反之，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佞之文则不要写。古人对写作抱持严谨审慎的重视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写作不分年龄和学历。1977年，纯粹本着分享的心态，当时只有小学文化的我在《星洲日报·语文》发表几篇短文。在念高一时，我开始在《星洲日报·读者之声》发表议论文。

2005年3月25日，一名马来人阿兹曼在波那维斯达地铁站纵身跃入地铁轨道拾鞋丧命一事，深深牵动我的心弦，令我感到歉疚。因为我也曾有东西掉落地铁轨道，情急之下很想跳入轨道捡回失物的经验。同年3月29日，《联合早报·交流》发表拙文《地铁站应竖警惕牌》，我在文中写道：“如果我能及时把我的经验通过报章媒体公诸于世，形成一股舆论压力，那阿兹曼或许就不会丢失性命了。”

2007年5月30日，早报同一版位发表拙文《地铁月台不能没有围栏或闸门》。有鉴于之前多人因昏倒、失去平衡或滑倒等意外而坠落地铁轨道，我在文中呼吁：“无论是围栏或闸门，当局首要考量的是乘客的安全问题。”

此二文是我直接参与社会建设议题的写作。地铁当局后来从善如流，在所有地铁站月台建设闸门，这保障所有乘客的安全。我不敢说当局是在阅读拙文后才开始建设月台闸门，但至少通过书写，我参与相关讨论，实践我对书写意义的理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议论文书写可以使自己融入社会，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公共议题的讨论；并且保持、强化自我的思考能力、逻辑辩证思维、文字表达能力。

写作的另一收获在于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1978年，初生之犊的我不揣浅陋，在《星洲日报·影与声》与其他作者和读者交流对新加坡剧评的看法。2022年，教育部华文专科前视学胡林生的《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在言论版发表之后，我以《方言与华语之辩》一文回应，引发数个月多篇针对方言与华语定位的健康交流。

每一次的纸上交流对我来说都获益匪浅。2025年6月2日，言论版发表拙文《母语阅读月创设刍议》。对于这个自己不甚熟悉的领域，我原本也是惴惴不安，深恐不成熟的言论会贻笑大方。还好，拙文见报后，刍议获得华助会小学华文督导郑昭荣和退休教育工作者黄绍安为文赞同，我也得以从中学习。前者在《也谈母语作品阅读月》文中分享一些学府、文教单位和社区组织已经实施或即将实施的阅读计划；后者则在《建构华文阅读生态具体建议》文中，分享他构思中的新加坡华文阅读生态体系。黄绍安说“愿我们以阅读为根、以写作为叶，共同孕育一片属于新加坡的母语森林”，更道出大部分新华文化工作者的心声。

对我而言，发言、观点分享与交流本身，远比稿费来得重要。我曾在中台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把稿费转换成该报刊的订阅费。我相信，要成为一份报刊的作者，首先应成为它的读者；只有在充分了解该报刊的读者心理与编者需求之后，才可能写出符合要求的文章来。

新加坡社科大学中文系为了提高同学的议论文写作能力，在2024年6月主办一场写作营。在写作营举办后的一年里，参与的校友和同学工发表20余篇议论文，其中绝大部分在早报交流站。年近七旬的在读学生黄义强是其中一位勤于笔耕者。

2024年10月，黄义强在观赏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儿童佛学班的演出后，感触良多，写成观后感文《从妙髻儿童佛学班看佛法的薪火传承》。他认为，此文亦可视为祖父留给孙女的一份永恒温馨纪念，意义深远。此文发表在《狮城潮音》2025年第1期，他过后把稿费捐予印度尼西亚的一间庙堂。

广义而言，肩负着“载道”社会责任的议论文，不应被排除在文学范畴外。早在1988年，新华作家贺兰宁就形象地把文学作品比喻为内分泌，也就是国家社会的结晶：“希望国家社会，多注意我们这一代作家，多鼓励我们这一代作家，因为作家的作品，是我们国家社会的重要‘内分泌’！”

写作人要他人重视自己的作品，首先自己要站稳写作岗位，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议论文写作，都应当写出有利于国家社会建设、为世所用的文章来。 

（作者是本地写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