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英图书馆展出的《大宪章》手稿原件,对欧美游客很有吸引力,络绎于途。或许因为教育的关系,他们都明白这份800年文物的价值。拉丁文写成的《大宪章》文件本身不起眼,大概A3纸张大小,写得密密麻麻连成一片也不分段。据说是羊皮纸昂贵难得,要求限制王权的贵族只求把条件列明,分送少数人传阅,不像现代人对官方文件的重视。

大英图书馆展出的是英王亨利三世在1225年2月11日公布的版本。他爸爸约翰王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迫使贵族造反,在1215年要求签下限制王权、保障自由人的人身与财产、保障贵族与教会权利以及成立委员会,由贵族监督国王履行宪章。约翰王虽然签了,却在第二年就翻脸,请求教宗宣布无效,再次引发战争。所幸他很快去世,九岁的亨利三世和摄政团希望重建王室信誉。这期间讨价还价与角力不断,贵族质疑摄政团队的公信力,希望国王成年后亲自签署确认,王室也希望拖延王权被剥夺的时间。到1225年,成年的亨利三世在财政压力下,签署并颁发新版的《大宪章》。

作为第一个成功制定并影响后世巨大的宪章,它是限制君权、保护民权的法律开端,为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法制奠定不朽的基础。它以系统的法律形式,划定君民之间的权力边界,并且确立国王不高于法律、必须遵守法律的核心原则。它在后续的版本中重复申明这些原则,并广泛传播到欧洲其他地方。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直接继承大宪章精神,确立议会至上的民主原则。影响所及,美国宪法和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波兰的《五三宪法》以及法国宪法都紧随它的精神,后续制宪的国家更不待言。

很多国家在利益上与英国并不一致甚至互为仇敌,但在制定宪法方面几乎都沿袭大宪章精神,为什么?

历史学家会告诉你,800年前的大宪章精神掌握人类内心最根本的常识、文明最共同的密码,让政治找到普遍的合法性。其中,国王不高于法律、征税要经过被统治者同意、未经审判不得拘禁,和公权必须受限的“有限政府”,被肯定为当时非常划时代的四大观念。在后续不断更新的版本与其他法律文件中,英国人都一再重复这些观念。更重要的是,嗣后数百年间,特别是到了启蒙运动,英国不断有思想家为大宪章的精神添柴加火,以严谨和创新的论述,持续垫高和加深这一法治、权利、司法独立等等的大厦基座。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英帝国殖民主义的扩张,终于使这些理念漂洋过海,遍地开花。

在漫长的数百年间,英国王室不断挣扎于越来越成熟的议会民主对自己权力的侵蚀。进入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慨然接受由多数政党推举首相的惯例,确立君主不干政的规矩。伊丽莎白二世的祖父乔治五世,在一战后面对工党胜出的选举结果,在王室对社会主义者的惊恐中,决定依民主程序邀请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组阁,开启现代英国政党轮替的先例。伊丽莎白二世在70年的王位上,更是以沉默和“消极服从”为君主中立原则树立标杆,哪怕这期间正值大英帝国日薄西山,不少人担心王室会不会终于被推翻。

今日世界,完全独断独行的统治者虽已不多,但法治成为独裁者的白手套或遮羞布的现象却不在少数。《大宪章》所揭橥的人类文明共同密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普世价值,是每个国家之所以都要制定宪法的原因。每个享有自由与有权选举政府的人,都必须知道这项权利不是天降的,更不是想当然耳不会失去的。这股权利意识即便一直深藏人类内心深处,却必须经历数百年去挖掘确立,也不是每一个民族都能自我发掘得到。今天的人,极少愿意迁往没有这些权利的国家定居,便是普世价值的证明。

王室逐步放弃各种特权,不但为英国历史留下无限开阔的发展空间,免于无尽战火下的人民得以突破智慧的局限,各种思想、科学精神与发明得以开展和深化。这些或许都是历史的偶然,但前进道路上一以贯之的方向,是人民权利与社会自由的扩大。在同一个自由空间里,19世纪的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写作如何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理论,20世纪的奥威尔则敲响警惕极权国家的钟声。

伦敦墓园里的马克思雕像一直是多国左派支持者的访问圣地。(陈迎竹摄)

两人的作品都影响深远。英国政府和马克思之间的互动充满斗智成分,监视他甚至想过驱逐他。但英国整体氛围是包容的,至今,即便理论和口号造成的祸害早已成为现实,马克思在英国并没有成为禁忌,而是作为一名曾经发过光亮的知识分子,被知识界警惕而包容地审视他的思想遗产。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BBC)门口的雕像,似乎不及马克思在墓园里的热闹,但奥威尔主要作品都在英国学生的课文里,其理至明。

厌恶和谴责殖民主义的人都乐意见到英国的衰微,但或许英帝国最后也最深远的喻世明言,是当王室光辉不再,王国萎缩一角,全世界人民却都站起来了——在君主面前。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