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4年，达赖喇嘛在接受德国《周日世界报》专访时坦言：“如果西藏人民认为转世制度已无意义，这一传统可以画下句点。”然而，今年7月初临近90寿辰之际，他以坚定的语气宣告：“达赖喇嘛这一机制将会继续存在”，并明确指示，由他创立的甘丹颇章信托（Ganden Phodrang Trust）及各大教派高僧，共同负责寻访并认证转世灵童，“任何其他势力都不得干预”。

他甚至强调，下一任达赖喇嘛必定降生于自由世界（即中国境外），并公开呼吁信众抵制北京当局所指定的继任者。为何他本人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反反复复，背后有什么隐藏议程吗？

对西藏人民而言，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早已深植于宗教仪轨与民族认同之中。作为传统政教合一体制下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既是信仰的象征，也是文化传承的核心。许多藏人与僧侣深信，转世乃高僧大德继续利益众生的殊胜方式。因此，这一制度不仅代表宗教传统，更是流亡藏人与境内社群精神上紧密相连的纽带。

回顾历史，转世制度的完善化可追溯至乾隆皇帝年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所规范的“金瓶掣签”仪式。金瓶掣签最初是为避免地方势力私自培养皈依灵童而设计，授权礼部、理藩院等机关联手主持，确保程序公开透明，却也赋予皇权最高仲裁地位。从此，清朝皇帝不仅对达赖、班禅等重要活佛的转世进行册封，还通过抽签程序直接介入宗教事务，以巩固中央对藏区的政治控制。

进入民国时期，仪式虽因政局动荡而一度中断，但制度范式却被民族主义者视为中央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金瓶掣签的传统形式被改写为现代化管理条例。自此，转世制度既保留清代官办抽签的核心框架，又加入当代政府对宗教事务的法规化控制，成为藏传佛教与国家权力互动的重要纽带，深远影响至今未曾削弱。

北京当局坚称“金瓶掣签”具备合法性，并以“历史惯例”自诩为藏传佛教转世传统的捍卫者，借此合理化对达赖喇嘛转世的干涉。

最著名的例子当属1995年的班禅喇嘛转世事件。第十世班禅圆寂后，达赖依藏传佛教传统，识别出六岁男童根敦曲吉尼玛为第十一世班禅的转世灵童。然而，中国政府拒不承认达赖的认定。仅仅三天后，北京单方面宣布5岁男孩坚赞诺布（今确吉杰布）为官方认定的班禅转世，并通过金瓶掣签形式加以宣示。

而且，自2007年《转世管理办法》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建立“活佛名录”资料库，规定只有政府认定登记的活佛身份才合法，以打击未经批准的民间转世活动。这些举措进一步将藏传佛教的人事继承全盘纳入国家审查之下。

达赖对转世的反复考量，反映藏人社群与流亡政府的复杂心态。虽然多数藏人尊重他对转世议题的选择，但却非常渴望此一传统得以延续，以维系西藏的文化凝聚力。前流亡政府政治领袖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早于2008年即倡议，可透过“发身”（emanation）等非常规方式，预先指定转世灵童或接班人，以确保精神领袖不致断层。

印度中国研究所（ICS）学者谢林·琼宗·布蒂亚（Tshering Chonzom Bhutia）2015年在《他会或不会》（Will He or Won’t He？ Recent Sino-Tibetan Exchanges over the Dalai Lama’s Reincarnation）一文中指出，这是部分西方媒体片面报道导致的误会，毕竟“达赖喇嘛终结转世制度”这类标题确实能吸引读者眼球，但却掩盖他在完整访谈中的论述和传递的意思。

作者详细研究达赖喇嘛在不同场合的公开意见，认为他是有条件地保留或放弃转世制度。最大关键还是将最终决定权留予藏人社群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甚至引用寂天大师“只要众生存在，愿我亦常驻世，消除世间苦难”的祈愿文，实际上就是在暗示心愿，随众生需求而可以持续转世。

从政治角度来看，谢林·琼宗·布蒂亚认为，达赖对于转世制度的暧昧态度，正是为了迫使北京重返谈判桌。达赖的可能策略是，如果他本人已经放弃转世，但中国官方依然找到继任的灵童，则中国政府很难就这一尴尬情况自圆其说。

然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执行金瓶掣签仪式，并对流亡政府采取不妥协的策略，以及藏族社群对传统延续的迫切期待，导致达赖最终选择折衷之道——保留转世制度，但也明订必须在中国境外诞生，以摆脱北京的控制。

可以预期，在达赖圆寂后，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官方会有两个体系的达赖喇嘛。只要国际上尤其是印度政府持续给流亡政府庇护空间，则西藏问题依旧无法轻易解决。

（作者是马来西亚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