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周年国庆，寻找新加坡定位的迹象最近好像多了起来。来自不同国际调查公司的各种指数，固然长年都在排名，媒体也不时会按需要加以比对和评论，但无论什么排名概念，都不如身在其中的贴身感受真切。
用心考察一个国家或社会，过于微观或诉诸宏大叙事都不可取。过于微观则见树不见林，更看不懂错综复杂的肌理，也难免忽视历史脉络中的有机联动关系；诉诸宏大叙事例如以跨越式的大时代或大区域历史进程来解释，往往离不开地理条件、技术发展或甚至意识形态等等因素的左右，忽视具体的人事、决策过程乃至路线选择所造成的结果。
因此，研究者能够带着现场感去理解一个国家，结合庞大的具体数据说话，必定更有说服力。如果研究者又是学有专长的外人，不带有色眼镜，这样的研究成果，应该比很多机构从遥远的距离排比数字，更为可信。
原任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童振源，在派驻新加坡出任代表的这两年，以学者的敏锐观察力，深入体会新加坡的许多政策细节，总结成《新加坡六十年》一书，对我们很多方面的成就诸多肯定。本地人很多习以为常的事物或者政策，本书作者以一句话总结：“亲身体验它的节奏、秩序和效率，深感这个小国家蕴含着丰沛的治理智慧。成就并非偶然。”包括从大量公开数字中梳理出许多本地人看不真切的施政效果，例如主权基金获利的跃升，改变财政预算的结构。
汇整资料不是难事，难在解读资料所呈现出来的政策优势，这是本书的亮点。网络时代，很多国家的资料不难取得，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取得资料更是弹指间的事，但是不在现场，或许便不能理解新加坡如何解决老人与摊贩的数码落差；不在现场，便不能体会巴士站的设计如何重要；不在现场，也不能理解有盖走道为什么会变成基础建设。
即便不借助外人眼光，过去20年，随着教育程度提高，民众对很多政策都有更切身的体会，这有助于提升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信手拈来包括全民健保、对建国一代与立国一代的照顾、成为国际媒体和游客焦点的有盖走道，更不要说世界最高的拥屋率以及曾经备受怀疑与批评的公积金制度。
良好的政策必定能结合民众切身需要和国家长期利益，政策能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人民的问题或消除担忧，就能受到肯定。60年来，从基本的住房、工作、学校到医疗和城市规划，不断改进但又不陷入短视的讨好或损害长远的整体利益，须要很多全面的考虑，更需要务实而有说服力的解说。在这方面，必须说执政党和公务员队伍一直有带着步步为营和精益求精的心态在做事。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方可能产生不同效果，例如发钱给人民，这就是在地差异。
延伸阅读
黄循财总理最近在“全球城市新加坡：建国60周年及未来大会”中说，新加坡不必照搬别国的做法，应该自信地走自己的路，去定义何谓全球城市。显然到了第四代领袖时代，新加坡人已经更真切体会到国家建设的成功，无论是方向还是决策，都有值得自我肯定甚至可以对外推广的地方。当然，这个“定义何谓全球城市”的概念，在50多年前由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提出来时，对照当时新加坡的第三世界面貌，大概海内外很多人会当耳边风甚至蔑视再三。但今天我们确实有了更多更厚实的优势和底气，从机会、财富到基础设施，新加坡人无须再仰慕其他国际大都会。
这种自信是从成就中提炼出来的智慧，但60大寿的智慧必须能更进一步面对自己的短处。与那些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城市相比，我们的基建优越许多，但要作为有文化底蕴、经得起时间和贫富考验的文明城市，我们整体上还差很多。
今天的成就，从数据上看到的都是结果，新加坡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或最难复制的，其实是在面对包括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底层医疗困境等重大课题时，在反对党不成气候、舆论空间受限、批评不顺畅的环境中，政策的针对性改革，几乎都来自政府内部的自觉。
过去有不少人评论新加坡，从政治层面论述时，无论以左派观点或西方观点，都无法呈现全貌，更无从解释当时被视为有问题的制度，如何达到今天各方面的成就，因为看不到政治制度与很多方面的发展紧密关联，相互影响。但这不意味着用所谓亚洲式或东方式视角就能解释这一切，至少在东方的独裁经验里，无法解释第一代领袖没有杀人，政治犯也相对不多的情况下，政权何以能不断延续，更不能解释军队在不被教育效忠政党或领袖的情况下，社会何以能持续稳定和谐发展。
有人用各种形容词比喻过新加坡：冷气房、医院、受控的实验室。今天的新加坡，装冷气的组屋的确多了很多，冷气的确是一种控制下的舒适，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意象，只要能自圆其说，问题不大。60岁的新加坡，更应具备的智慧是能看清过去的政策付出过什么代价，比如文化以及文化所依托的语文。一个人在舒适空间里可以无所事事，但一个社会在过得更舒适以后，不能苍白得没有深刻的文化事迹。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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