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欧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的课堂上，有幸聆听了兰小欢教授关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选修课程，深受启发。作为《置身事内》一书作者，兰教授以极具系统性的视角和翔实的实证研究，阐述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独特路径，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在“公司式统筹”框架下的经济治理逻辑。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不仅是规则制定者，更是积极参与者和协调者，常以跨区域、跨部门的整盘思维处理问题。例如，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国并不拘泥于某一项目的财务盈亏，而是从促进区域一体化、提高全社会生产率的角度进行“经济总账”核算。这种非碎片化的治理思维，确实成就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

我基本认同兰教授对中国经济制度优势的判断。但越是深入理解这种治理体系，越让我意识到：它在提升硬实力方面确实卓有成效，却在软实力塑造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尤其体现在两个层面。

制度透明度不足　容易误解与失真

首先，很多人，包括中国民众自己，其实并不真正理解中国政府是如何运作的。这种“神秘感”并非偶然，而可能是部分制度设计者有意为之——他们认为复杂的政策过程无法向公众解释清楚，或者出于精英主义和威权治理逻辑的延续，有意模糊权力运行的实际机制。

这种“神秘产生尊重”的观念曾被王沪宁等学者提出，或许在特定历史时期具备合理性，但在今天这个民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信息传播空前发达的时代，已显得不合时宜。现在的社会更关注政策的程序正义与逻辑自洽，而不再仅仅依赖对权威的盲目信任。对制度“讳莫如深”不仅损害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也削弱国家软实力的对外表达。

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宣传与实际治理之间的落差。当前中国治理模式的本质，或许更接近一种高效、集中的威权统筹体制——某种“明君政治”的现代版本，但在国际传播中却不断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等西式概念。

这种“术语替换”式的叙事策略，虽然可能出于政治考量和国际语境的妥协，但长远来看，反而削弱中国制度的可理解性与说服力。如果中国对自己的制度有真正的自信，完全可以更明确地阐释制度逻辑与优越性。例如：一、为什么要集中权力？如何解释计划协调比市场更适用于某些领域？二、为什么强调人治而非纯粹法治？是否存在法治可能加剧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三、为什么在全球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避免剥削”“追求共同富裕”反而更具吸引力？

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讲清楚，而是缺乏讲清楚的勇气与体系化语言。不必一味套用西方词汇构建自我叙事，而应大胆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不以对比为目的的包装，而是建立基于实践的自洽理论。

集权之利与纠错之忧

我还想指出另一个在兰教授课堂外延伸出的思考：即便高度集中可以带来政策效率，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和纠错机制，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集权体制易于做出快速决策，但问题在于：一、计划本身总是在信息不完全的基础上制定；二、基层执行者若缺乏能动性、激励和申诉通道，便可能躺平；三、一旦方向错误或环境变化，是否能快速纠偏？

近年来国进民退、民企信心低迷、规则不清晰等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制度在保持活力和容错能力方面的不足。如何在维持集权效率的同时，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保持政策弹性、提升社会参与质量，是制度微调中不可回避的议题。

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适应时代的制度。人们应继续肯定中国制度在提升国家能力、推动现代化方面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制度自信并不意味着语言上的模糊或包装，而在于制度能够被人民理解、被外界信服。

国家的软实力，并非来自“看不懂的神秘感”，而是来自一种“说得清、讲得透”的信念体系。这种信念，既需要治理者的坦诚，也需要民众的参与和监督。

革命尚未成功，制度也尚未完成定型。但正因如此，更应有勇气面对问题、正视不足，让制度既强大于外，更有温度与力量地走入人心。（文章只代表个人观点）

作者是全球基金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