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海两岸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纪念。1925年10月，清皇室完全撤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等开始清理文物，并正式开放改名故宫博物院的皇城给百姓参观。故宫专家阎崇年专著《故宫六百年》指出，这一划时代的举动，将明清两朝以来的皇城与文物，从一家一姓的君有、君享，改为属于全体中国人都可游览观赏的民有、民享。对于台北故宫而言，则是从1965年正式落成开馆，今年也有纪念60周年的意义。两岸故宫近期都铆足了劲，拿出稀世珍藏让游人大饱眼福。
明成祖朱棣兴建的紫禁城1420年完工后遭遇大火，1425年重建完成至今600年。《故宫六百年》一书梳理这座皇城见证明清两朝皇室的重要事迹，点出王朝盛衰荣辱的很多细节。
王朝衰败特别是明朝都起于对宦官的高度依赖，对忠臣的高度怀疑，归结起来的祸端就是家天下。家天下的封闭型继位选择，导致最荒谬的人选得以领袖天下而不顾国家兴亡，一群没有国家“股份”的文臣武将却都因为时代的局限，认为自己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对国家兴亡须要承担责任，急皇帝之不急。
明朝多数皇帝都是短命鬼，各种恶习罄竹难书，但整个王朝都没有读书人觉得是体制问题，每个人都在因循这一套两千多年的制度，让自己在担惊受怕之余，过着表里不一的一生。
家天下导致皇城内除了坚守“祖宗基业”四个字，只有顽固与愚昧代代相传，最主要的表现莫过于清朝统治者面对世界未有之变局，毫无应对意识与能力。这种认知偏差导致的落后，即便在民国建立以后，也继续在一些论述中视为帝国主义的霸道与欺凌，并且流传至今；日本侵华则是强化的佐证。
在某个程度上，中国的积弱确实与外部压力密集而至有关，但这样的观点不能凌驾内部结构的长期不堪与错误。所谓积弱就是长期错误导致的严重虚弱，是体制乃至整个文化的偏差太大太多，却一直得不到纠正。
一座皇城把决定帝国命运的统治者封闭和隔离起来，自绝于人民和变动的世界。满朝文武不乏有识见者，却在更强大的儒家传统君臣观的底层逻辑下做着两面人，既不敢把荒谬的皇帝赶走，也不想放弃自身利益。崇祯自绝前说王朝的覆灭“皆诸臣之误朕也”，可谓千古甩锅之绝唱，读史可知他如何一再自误，远不如袁世凯下台的诚实。
中国皇族大多没有自省能力，生人勿近的皇宫进一步禁锢自己的人生和视野。崇祯至死不懂得反躬自省何德何能做皇帝，印证整套跨朝代体系的问题是明显不过的。构成国家最大群体的人民不掌握自己命运，主导国家进程决策的官僚不敢畅所欲言就事论事，决定所有人命运的皇室只能如作家柏杨说的由生殖器组成，到明朝甚至由没有生殖器的宦官决定，积弱缘由实在不能更荒谬。
延伸阅读
后世必须看懂这一切，才能跳脱对民族历史本能的膜拜，在欣赏文化艺术成就之余，承认家天下或小圈子政治体制的偏差。
两岸故宫流传下来的文物，固然属于民族乃至世界的瑰宝，但一座皇宫禁城所揭示的政治与历史意涵超越时代，更甚于文化遗产，值得深刻省思。
新加坡建国只有60年，但整个开埠史超过200年，涵盖故宫三分之一的时间，开埠之初的目标即是国际贸易与商港。作为对照，吾人应该庆幸绝大多数时间，本岛都处于开放包容的环境。因此200年来，不仅有像宝德公司那种英国人创办的企业，长期扮演商贸经营者角色，也有来自中国、阿拉伯和南亚的人才在这里闯出天地；他们都得益于开放和规则清楚的商业与法治环境，除了成就家族的兴旺，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进而吸引更多移民在本地安家落户。
200年来的新加坡一直是个国际重要交汇点，建国以后的执政者顺势而为，让新加坡几度攀上更高的山峰。由于建国后各种成就太显著，导致一些人以为在那之前的新加坡荒芜落后，纯属误会。暹罗王朱拉隆功1871年首次外访，就是来新加坡考察现代都会的管理建设。与此相对的是，殖民地早期同样重要的东南亚城市纷纷没落，证明体制与执政者的元素，决定城国兴衰。
应该说的是，在这200年间，新加坡没有浪费时间，世界各地来此求三餐温饱者多不至于饿死，有志气有企业精神的人在此耕耘出不少家族的辉煌，从市区到如切加东一带至今屹立的大量百年建筑，便是历史见证。这群至今如新的墙楼，意义当胜于朱棣的建设成果。
体制优劣固然有文化结构原因，更取决于执政者的能力与思维，重点是它必须能持续发展与自我演变，而不是一潭死水，人才与智慧方得以在滚动的水流中不断浮现。
紫禁城里孕育不出宏观的经济思想，家天下培养不出能开发并传承智慧的经世济民领袖。开国者的目的无论是家天下或小圈子，都不足以为国家的繁荣发展铺垫长期竞争跑道。自由民主的跑道也未必保证做到这点，但至少在不自我封闭和禁锢的政治环境里，错误与局限不会延续600年，而是在可能随时被替换的风险中，受到各方不断检视挑战，在开放环境中持续修正，朝向比较可能是进步的方向迈步。这是过去60年或200年我们一路走来的姿势，庆幸过程中没有人给权力打造了皇宫。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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