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2026年。

回看过去一年，局势的动荡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年末也不太平，从澳大利亚邦迪海滩的枪响，到台北街头的无端杀戮，透支着人们的心理韧性。

以往的岁末年初，洋溢着辞旧迎新的欢愉与憧憬，但今年听到的却是“12月过得太快”的感叹。这反映出许多人未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一个未知、甚至可能更为艰难的一年。

这种集体不安也催生了越发浓烈的怀旧情绪。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生产力被迫推向极致的当下，我观察到，社交媒体涌现出越来越多推崇旧时代慢生活的内容。表面上，它们带来安抚与疗愈，但仍能隐约感受到地表下不断积累的压力，威胁着要在某一天轰然崩裂。

在越发暗淡的现实中，人该如何自处？结合过去的阅读和点滴感悟，我想给出一些不完整，但或许可供参考的想法。

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他在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中提到，一些人即使身处集中营，却依然安慰他人、把最后一片面包分给别人。这足以证明，人可以被夺走一切，唯有一样东西无法被夺走，即选择以何种态度面对外部环境的自由。

弗兰克尔也观察到，能在集中营中活下来的人，未必是体格最强壮的，而是那些在极端环境中仍能找到生命意义的人。所谓“意义”不存在标准答案，也未必指向宏大的理想或伟大的事迹，可以极其微小，如想要再见到亲人的强烈渴望，或未完成的一份手稿。

生命的意义，得由每个人根据自身经历、处境和与他人的关系，亲自作答。我想分享两个采访故事，或许能更生动说明，我们往往能从与身边人，和所处的社区中，探寻到生命的意义。

有一次，我结识一群住在实里达山私宅区的居民。实里达山远离市区喧嚣、绿意环绕，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并非环境本身，而是居民之间自然流露的亲密与默契。在此之前，我一直怀疑甘榜精神是否仍存在于新加坡，但这群居民不仅自发为社区筹办音乐会，还收集实里达史料集结成书。为社区劳心劳力，他们谈起这些事时显得比任何人都快乐。

又有一次，报道裕廊西租用园地，一位居民坦言自己一年前原想申请预购组屋，但参与租用园地计划后，打消了搬家念头。因为他通过园地认识了好些邻里街坊，如今走在组屋区里，常有人主动和他打招呼，因此觉得生活品质变好，压力也少了。

近期读了《别把你的钱留到死》（Die with Zero）一书。书中指出，尽管我们常常精打细算地管理金钱支出，却往往忽视对时间的管理。许多人陷入对财富积累的无休止追求，却忘了是在用有限的生命能量换取金钱。

这不意味着我们要立刻停止工作，而是要避免机械化地活着。前方越是不确定，越应沉淀反思自己生命的意义为何。前文提到的两个故事里，给他们带来满足感的，都非事业成功或财富积累，而是与身边人和社区之间的深厚联系。

当然，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保持觉察是第一步。我们无法掌控外部环境，但永远有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这份自由，也许正是我们在动荡时代中最可靠的支撑。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区域战略与合作高级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