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新加坡的家族理财办公室版图急速扩张。最新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本地家族办公室已超过2000家，较2021年约700家几乎增加两倍。行业估算，这2000多家单一家族办公室合共管理的资产约在900亿至1200亿元之间，而且还在增加。资金显然已经落地，更重要的是：这些资金和背后的家族，是否会在新加坡真正生根？新加坡如何引导把财富迁至本地的全球家族，不仅停留在“资产停泊”，而是真正做到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与制度中“落地生根”？

社会上的疑问很直接：新加坡会不会只是一个“财富停车场”？许多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并不否认自己希望逐步取得永久居民甚至公民身份。华语里的落地生根，恰好可以用来检验：他们是真的把新加坡当家，还是只把这里当成避险工具？

我认为，若要谈生根，至少要看三个层面：资产负债表、家办创办人及主要家族成员的履历，以及子女的人生故事。这个框架也能帮助政府在检讨税务优惠与市场制度时，更清楚地向公众和申请者说明什么叫“长期承诺”。

资产负债表：钱有没有扎根？

第一个问题不该是“家族办公室多大”，而是“他们的资产配置，怎么看得出长期押注新加坡”。税务优惠和架构吸引资金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有一部分资本真正进入本地实体经济。

一个真正生根的家族办公室，应该能清楚指出自己的“新加坡配置”：在新加坡上市公司、本地债券，以及在这里有实质业务的企业中，持有具意义，并可跨周期持有的股权或债权。这是一种支持就业和创新的耐心资本，而不只是短期买卖。

更进一步，要看他们是否参与本地企业的融资，例如支持上市公司的配售、认购本土基金，或为以新加坡为总部的区域公司提供成长资金。如果有一天这家家办离开，新加坡企业界会不会感到有遗缺？还是只是托管账户上的数字少了一行？随着当局微调家办税务框架、扩大优惠计划下可投资资产的范围，若能明确指出“扎根型资本”特别受欢迎，就能更好地对齐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履历：创办人是否融入公民社会？

早年移民来到新加坡的人，在经商之余，也参加宗乡会馆、商会、公会、庙宇、教会和校董会。他们的名字不是只出现在地契上，也出现在会议记录里。今天，当新加坡成为全球财富枢纽时，家族办公室创办人和主要家族成员，也应该在类似的平台上留下记录。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捐款”，而在于“如果他们离开，会不会有任何本地机构真心觉得可惜”。

这可以体现在他们是否参与本地慈善机构、大学、医院的董事会或投资委员会，也可以是专业学会、艺术、体育、环保等团体的领导职务，这些都是须要承担责任的角色。

另外，他们也可以透过知识和时间来投入社会。对年轻新加坡人来说，接触金融和创业实务的机会不多，若有家办负责人长期在本地院校授课、辅导创业者，或固定提供实习名额，他付出的不只是金钱，更是时间与名誉。相关活动会留下出席名单和工作记录，这些既可量度，也较容易判断投入是否持续而真诚，而不是只为“打卡交差”。

人生故事： 子女是否把新加坡当“第一章”？

第三个检验点，是下一代的生活轨迹。关键问题不是他们有没有新加坡护照，而是他们的人生故事是否把新加坡写成真正的“家”。民众对社会融合、学位竞争甚至“护照套利”的担心，多半集中在这一层面。

当已获永久居民身份的儿子履行国民服役，这个家庭就与其他新加坡家庭一样，共同承担在这里生活的责任。如果在家庭内部，国民服役被视为成年礼，而不是不情愿的代价，这就显示他们把身体和心都放在这里，而不只是把资金放在这里。

同样地，如果在本地受教育的子女，后来代表新加坡参加体育、学术或艺术比赛，或在创业比赛中披上国旗，他们便在实际行动中认同这个国家。若年轻一代选择在这里工作、创业，而不是读完书就把新加坡当跳板离开，那也是一种安静但明确的表态：对他们而言，新加坡是人生故事的开头，而不是附录。

要推动上述这些改变，并不需要粗糙的“投资多少就给多少护照”的排列组合。移民与公民权的决定，本来就应该保留主权和酌情空间。但在重新思考如何管理财富流入与居留安排的时候，新加坡可以更清楚说出一点：对于想长期留下来的家族，我们看的不是口头承诺，而是他们在资产负债表、履历，以及子女人生故事里，是否真正把新加坡写进去。

这样做，一方面可让本地公民放心——新加坡不是在“出售护照”；另一方面，也向认真看待新加坡的家族说明，在10年或更长时间里，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视为良好表现。真心愿意与新加坡一起成长的家族，会据此提早规划；不合适的资金，则会自然流向别处。如果全球财富真心希望在这里落地生根，我们当然应该欢迎，但也要有信心要求：扎下来的根，必须够深。

作者是退休投资银行家、顾问公司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