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党和马来西亚巫统从1950年代开始，在各自国家都是一党独大的存在，长期执政并支配政经体制。两党都曾遭遇过衰退和民意流失，不过自民党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却满血复活，单独取得三分之二议席。反观巫统，自2018年失去政权以来，只能以次要地位加入其他党派主导的政府，尚未重振实力。马来西亚自1980年代起奉行“向东（即日本）学习”政策，巫统从自民党近期迅速重回辉煌，可以获得什么启示？高市草苗的自民党有何值得学习之处？

自民党和巫统在冷战时期的非共世界，都是在选举机制下持续获胜的保守型政党，不过两国民主政体有别。日本有多党民主，政治竞争有较公平和自由的空间，自民党在1993年和2009年曾两度失去政权，重回执政后也要与小党共组政府，直到今年才在众议院单独过半。

马来西亚则是政治学者所说的竞争型威权，制度上有许多偏差，影响在野党取胜。因此，论选举纪录，巫统就比自民党更具优势，可谓霸权型政党（hegemonic party），自1957年以来执政从未间断，直至2018年才首度下台。在失去政权后，巫统至今八年仍处于低迷状态，流失半数以上的传统支持者。高市草苗领导自民党半年之后，就以压倒性优势回归，其中有几个关键，值得巫统省思与参考。

民主政党每每在选举失利或支持度滑落时，就得顺势驱动党内权力更替。石破茂在参众两院改选中表现欠佳，就没有恋栈余地，自民党各派系也不愿意接受民望低落的党魁领导。巫统在2018年失去政权后，前首相纳吉虽然下台，但党内依然由有金权丑闻的领导人把持，没有给社会看到革新的决心和形象。同样连续败选的巫统盟党马华公会，也继续让选战失利的人物留任。

自民党在2025年民意低落时，经党内机制选出高市早苗领导，虽然她也是党内健制派人物，但有强烈个人风格，与传统老派政客有截然不同的气质，也试图打破僵化政治的惯性，让选民呼吸到自民党求变更新的气息，还收割中间选民和青年族群。可是，巫统失去政府主导地位后，仍然没有走出保守和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包围，尽管在政经体制内依然有不少人才，但缺乏一个具备现代感又有鲜明个性的新型领袖，无法重新赢得社会的期待。

高市早苗的强大支持，其实是伴随个人特质而来的方向感，有明确清晰的政策主张，并以果敢行动诉诸社会。反观巫统，权力旁落后仍在派系和利益之间徘徊，无力适应政党轮替后的时代精神，没有在政策上更新与振作，反而持续操弄肤浅枝节和族群议题。巫统对于城市翻新法、首都市长民选等重大政策缺乏进步方向和公共理性，失去大党的政策引导能力。

在政治结盟上，巫统同样表现出模糊和不坚定，令中间选民缺乏信心。党内当权派虽然加入首相安华的联合政府，却有不少杂音，也有其他派系倾向和在野党合作。这种摇摆的政治取向，无论是政党基本盘或中间选民，都感到模棱两可和政治疲惫。

高市早苗在策略上是以鲜明主张换取民意支持，力压党内派系，以争取路线主导权。相形之下，巫统缺乏选择自己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过去60年，曾勉力维持一个中间道路，广纳不同族群和宗教，成功维持政权；但失去一党独大地位后，反而对中间温和路线没有信心，又纠结于选择困难。这种徘徊和犹豫有代价，它既令宗教激进阵营认为巫统太过调和，又使保守右翼认为它过于妥协，最后让中间板块也觉得它不可信任，巫统因此失去重建能量。

自民党和巫统都有长期执政经验，应该负起打造国家愿景的责任。高市早苗在中美新冷战和地缘政治紧张下，提出强化日本国力的国家愿景，历经选举洗礼，值得巫统借镜。巫统昔日的高光时期，往往就是塑造国家愿景的时刻。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和1990年代马哈迪的先进国宏愿，都是极具企图心的建国理想，如今则陷于迷茫，停留在传统的利益和族群议题，失去结合现实需要的愿景主张。

除自民党外，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戈尔卡（Golkar）之生存策略，也有巫统参考之处。戈尔卡在苏哈多时期垄断党政军资源，1999年后为适应变局调整修复，如今无论结构、领导层及与回教团体的关系，都发生变化。它也接受位居次要地位，支持其他党派的总统人选，但依靠技术官僚联系和强大的地方组织，几乎参与每届的执政联盟，成为印尼政治的关键力量。对比之下，巫统未放弃重夺首相大位的野心，却没有经历党内革新和洗涤的过程。

巫统须要接受一个事实：马来西亚正经历政治转型，巫统很难恢复一党独大的状态。在政党体制上，也要从霸权政党调整为民主政党，回应社会对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需求。日本自民党在2026年给予巫统的学习启示是，要有符合社会价值期待的典范转移人物，要走出一个清晰和明确的方向感，要塑造出令社会有信任感的国家愿景。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长期主张一套替代性的建国愿景：建立伊斯兰国度，但无法取信于多元社会。巫统反而有条件向社会证明，它并非仅仅依靠利益分赃和族群政治，也具备治理能力和财经视野。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